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界定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介绍国外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阐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 “前科”的体现,提出构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     

对新刑诉法确定的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思考

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考虑,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成为国际性趋势。我国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确定了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并在条款中限定了适用该制度的条件及例外情况。未成年人前科封存较之"消灭",更符合大众主流观念,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选择,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将各种困境,惟有从配套制度、规定中寻求破解制度困境的方法,才能使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真正起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充分发挥该制度的社会化意义。     

论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刑法缺乏刑罚消灭以致缺乏前科消灭的系统规定，本文就前科消灭制度。借鉴各国刑法理论研究和刑法规定作一探讨，提出了个人看法。     

论前科消灭制度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略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前科消灭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在社会进步、法制发展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反思现有制度,构建前科消灭制度。本文在分析前科及其影响,以及前科报告制度弊端的基础上,介绍了国外有关前科消灭的做法,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     

我国前科制度与未成年人保护之理论探讨

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前科的规定不能作为界定前科概念的依据。前科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前科的永久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应加强对前科制度的研究,时机成熟时设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以完善前科制度,体现法律对未成年人应有的关怀。     

对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探讨

前科消灭制度由于能够保障有前科者顺利回归社会而备受各国刑事立法的推崇,而这一制度在我国尚属于法律盲区。无限期存在的犯罪前科记录将对有前科者造成一系列法律上和社会上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本文将从我国现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具体构建方案等方面进行探讨。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初探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新公布并于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也只是部分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还远不能说是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然而前科消灭制度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法律确认.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     

论前科制度保留与消灭的理性抉择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是我国刑法理论上一直被倡导,也是司法实践探寻的方向。本文以我国关于前科的立法现状为论述背景,概括前科保留制度在我国法律中存在的理由,并分析前科消灭制度的法学根据,通过对前科保留与前科消灭的利益权衡,得出坚持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立场。同时并不绝对否认前科保留制度的效益,而是在对前科消灭制度的设计上考虑前科制度的合理之处,将前科制度的成效运用于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规定中。     

刑事前科报告制度新论

刑罚适用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但我国现有的前科报告制度无疑是犯罪人再社会化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基于此,有学者便提出了前科消灭制度。但前科报告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前科消灭制度也存在其弊端及不足,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合理的前科保护制度,而不是单纯的前科消灭制度。     

“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

刑法学界对于“前科”和“犯罪记录”有着普遍的混淆性认识，导致相关研究存在严重的方向性偏差，研究视角的多重错位更是导致了研究结论的非科学性。科学界分“前科”与“犯罪记录”是前科消灭制度研究的理论前提。“犯罪记录”是对犯罪事实及其刑事判决的纯粹客观记载，“前科”则是对犯罪记录的一种规范性评价，“犯罪记录”和“前科”之间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真正影响犯罪人回归社会的，不是“前科”和“犯罪记录”，而是社会公众自发的非规范性评价，“标签效应”等均是此种非规范性评价的结果。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The interaction of age with the correlates and causes of crime

We use data from a survey covering ages 15–94 to test the Hirschi/Gottfredson hypothesis that the correlates and causes of crime do not interact with age. These data reveal some nonchanc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 and demographic and theoretical predictors of criminal behavior that is localized in specific age categories and around particular variables and/or offenses. Overall, however, such interaction does not appear to be substantial, nor does it seem to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generalizing from age restricted samples, particularly where generalization is of the most common type-from youth samples to adults. Therefore, despite some results contrary to a strict assertion that the causes and correlates of crime are the same for all ages,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thrust of the Hirschi/Gottfredson interaction hypothesis.     

非法拘禁罪若干问题研究

成立非法拘禁罪,不要求被害人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状态.非法拘禁罪是一种典型的继续犯,其行为应在一定时间内处于持续状态.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必要时可以按照非法拘禁罪论处.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界限的关键区别在于主观目的的不同.     

贷款诈骗罪定性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 ,在对贷款诈骗罪的认定上 ,无论是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还是犯罪数额及犯罪形态 ,都有许多特殊的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这对于正确处理贷款诈骗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中止形态若干争议问题的再探讨

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中止,肯定论者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放弃能够重复实施的侵害行为完全符合犯罪中止的特征。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的情况下,可根据具体情况,或者按照一罪中止处理,或者按照另一罪的既遂处理。而对于中止犯与未遂犯的竞合,应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分别认定为犯罪中止或犯罪未遂。     

证券内幕交易的犯罪构成

内幕交易是我国证券市场难以根除的顽疾。尽管十多年来,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先后处理了许多证券违法违规乃至犯罪的案件,但其中以“内幕交易案”来认定的则少之又少,即使被查获,也只能以行政处分了事,内幕交易依然肆虐横行;而形成现时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内幕交易犯罪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充分认识所致。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证券法》、《刑法》,有效地打击内幕交易犯罪,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当今学术界的流行学说,对内幕交易的概念及内幕交易犯罪所侵犯客体、内幕信息的含义和范围、内幕人员的含义和范围、犯罪的主观方面和的客观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青少年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视角：从犯罪原因到犯罪断念的转向

断念是行为主体(特别是青少年越轨者或犯罪人)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对犯罪偏好明显与确定的拒绝。现阶段犯罪预防措施通过控制青少年犯罪原因遏制青少年犯罪增长趋势,绩效前景颇为黯淡。从聚焦于犯罪原因分析到致力于犯罪断念研究的战略性转向将成为当代社会犯罪预防的重要突破。作为人生状态与行为过程的犯罪断念,在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的结合中发挥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