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辨析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正式确立,围绕在我国应否及如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和争论逐渐告一段落.在社会控制和未成年人保护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确立从表面上看的确实现了某种程度价值平衡.但如果回溯到该问题的原点,现有制度是否实现其自身担当的目的,需要认真审视.本文从前科消灭和犯罪记录封存的基本含义入手,深入分析两种制度存在的不同之处,进而论证出立法上应尽快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走向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建立完整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谈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符合刑事立法的世界潮流和趋势。创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特殊主体的需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设计可从适用条件、主管机构等方面考虑。     

我国前科制度与未成年人保护之理论探讨

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前科的规定不能作为界定前科概念的依据。前科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前科的永久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应加强对前科制度的研究,时机成熟时设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以完善前科制度,体现法律对未成年人应有的关怀。     

浅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被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提上日程,这不仅为依法惩处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社会提供可能,更为未成年罪犯复归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提供重要保障。本文通过阐述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分析该制度实施面临的困境,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为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新思路。     

中俄未成年人前科制度比较研究

前科制度同为中国与俄罗斯联邦刑法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刑法第100条对此做了高度概括的规定,无适用对象之别,也不存在消灭问题,对于前科的概念也有多种认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于第86条、95条对前科概念、前科的消灭与撤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将前科概念法定化,前科是可以消灭或者撤销的;特别是其对未成年人前科制度的专门规定,较为宽缓而彻底,可以激励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弃恶从善,值得我们借鉴。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前科消灭制度是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法谦抑性的重要内容,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法制进步、人权保障的必然趋势。目前在我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虽仍面临若干争议与困境,但在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下合理构建该制度有其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司法部门,应在检察工作中践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合理构建相应职权与责任,发挥积极作用。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初探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新公布并于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也只是部分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还远不能说是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然而前科消灭制度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法律确认.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     

前科制度研究

前科消灭制度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所规定,理性审视我国刑法中的前科报告的规定,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与实践中呼唤的 "前科消灭"要求之间存在严重脱节,既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也不能更好地预防犯罪 ,我们应在认真研究前科消灭制度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的前科制度.     

论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建立和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这些规定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仍有值得进一步研讨和改进之处。笔者主张适度放宽附条件不起诉的可能刑罚条件,用前科消灭制度取代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同时规定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的律师在场权。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直为社会所广泛关注。我国《刑法》关于前科报告制度的规定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未成年人，对于那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如果因曾经的犯罪行为而背负一生难以摆脱的“罪犯”标签，其负面影响之深远不容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打开了一个缺口，引发我们关于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深入思考。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刑法谦抑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反映,有利于修复被犯罪侵害的各种社会关系,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顺利地回归社会。未成年人刑事前科消灭制度是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成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趋势。本文在分析我国各地试行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践做法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将面临诸多困难和困惑,但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现代刑法理念必将不断深入人心,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也必将从无到有,越来越完善。本文将从司法保障、行政支持、文化氛围和社会合力这几个方面来展开讨论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除制度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免除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和累犯情节,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可以说已经在刑事立法的架构中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除制度。然而一个制度的真正有效实施,需要一套相应的措施来支撑。因此,对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的相关实施措施进一步细化、规范尤为重要。     

社会防卫悖论:前科标签与预防犯罪

目前我国的前科制度尚未系统化、制度化,但不可否认它的现实存在。国家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有前科者贴上了有形标签,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无法获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待遇。虽然前科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前科制度与当代刑法的主流理念产生了冲突,其不合理性更为凸显。当前世界多数国家已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顺应国际刑事立法趋势,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前科消灭制度。     

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界定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介绍国外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阐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 “前科”的体现,提出构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     

浅论未成年犯罪人前科封存制度

未成年犯罪人前科封存制度作为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生事物备受关注。本文结合相关法院首创全国前科封存制度的实践，对于前科封存的概念、前科封存与前科消灭之区别、前科封存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具体构建做出了初步探讨。同时呼吁用理性和宽容的理念去对待未成年犯罪人。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在我国尚未形成制度，但司法实践已经反映了社会的需求。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相关矛盾规定既是司法审查制度缺乏的后果，又体现了对于“前科消灭”的矛盾态度。前科制度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不但违背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也不公正。前科消灭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并不矛盾，确存在着建立的必要性．其适用对象和条件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当然消灭和附条件消灭等区别对待。“前科消灭”的实质是信息检索渠道的阻断，其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例如赋予档案管理部门特定的保密义务，给相关未成年犯提供在遭遇信息泄露、恶意中伤以及升学就业歧视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初探

正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被纳入刑事法律制度之中,前科消灭逐渐成为刑事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也被提上日程。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一个过早辍学的孩子,低垂着头,眼睛里闪着泪花说:"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我,大家看到我都躲着走,时光要是能够倒流该多好啊!"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与思考

我国刑事立法上前科消灭制度的缺失不益于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特别是对具有可塑性很大的未成年犯罪人来说,更是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实现未成年犯罪人出狱后的健康成长,体现国家对青少年的特殊保护,国外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上亦皆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必须从实体、程序、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着手。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彰显人权保障理念。当前我国的前科规定较为混乱，前科制度出现了明显的僵化问题。在我国，轻罪时代正在来临，犯罪治理明显不同于以往，此前主张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具有可行性，这一来临急速催生了数量庞大的轻微犯罪群体，实践中的现有解决方案无法有效降低该群体的数量，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相对较低的他们对自我犯罪人身份的认同度极低，僵硬的前科持续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实质性地阻碍了其复归社会，“惩罚过剩”问题突出，若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该群体有走向社会对立面进而引发社会治理隐患的巨大风险。扩张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治标之策，增设轻罪时代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才是治本之道。迄今为止不同的构建方案基本定型化了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实体内容，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地完成立法，也应分步骤地循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