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股东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股东平等的司法保护,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唤醒投资者股东意识,可使国家将私人诉讼作为对公司行为公权力监管的有益补充。合理地构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要求我们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使之贯彻于整个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需要重点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与恶意诉讼阻却、诉讼费用的交纳与负担等问题。     

股东派生诉讼再思考--兼评一起合资公司股东侵害公司权益案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不可避免,但不论是在学界或是实务部门中,对这一制度的准确内涵认识比较模糊.本文通过对一起合资公司股东侵害公司权益案一、二审判决的质疑及评析,并通过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比较,对此加以明晰;同时本文还探讨如何确定股东派生诉讼当事人地位,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相关程序的问题.     

股东代表诉讼之主体

股东代表诉讼是法律赋予股东的一种诉权,它对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保护少数股东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股东代表诉讼不仅涉及大量的实体问题,更兼具诸多程序规范之特质。本文试图以程序法为中心,研究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及法院在此类诉讼中的作用,旨在促进我国构建完善的股东诉讼机制。     

浅议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现广泛的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中,并且各国一般都对起诉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的资格进行一定的限制。较之他国的相关立法,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规定过于笼统,未能很好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拟从分析境外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及我国现行规定的不足和完善三个方面入手,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看法,以更好的保障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 ,但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在实践中 ,我国已允许股东因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诉讼 ,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称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文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初步探讨     

几种特殊的股东权诉讼研究

典型的股东权诉讼是指股东因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向法院提起的要求保护其股东权利的诉讼。除了典型的股东权诉讼之外，还有通过诉讼股东权、司法估价和股东资格诉讼三种特殊的股东权诉讼。本文对上述三种特殊的股东权诉讼进行了研究，对正确处理特殊的股东权纠纷案件、保护股东的合法权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诉讼制度,提供了股东诉讼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划分股东诉讼的种类、确定股东派生诉讼的程序要件和主体要件、股东派生诉讼的结果归属等法律制度亟待完善,否则,由于法律制度的缺陷,将很难发挥股东诉讼制度设置的作用。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审查与制度完善——《公司法》第152条的解构与反思

我国2006年1月1日修订的《公司法》第152条确立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障的最终救济方式,但在审判实践的如何有效适用和审查却未有具体配套的操作制度,无法充分发挥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优势。论文分析了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内涵、司法审查的问题,并对制度完善提出了建议,以期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论股东代表诉讼之被告适格

利益法学引导之下,法规范和法律判断往往包含价值判断的要素,《公司法》第152条所设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亦不生例外。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被告范围而言,第152条第三款的模糊立法仍待进一步解释。结合实践界案例考量,在被告构成上,研讨中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似应辨明第152条为代表诉讼而非派生诉讼之规制,从而将股东派生诉讼被告范围明确界定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诚信义务人及以列举的立法技术规定行政机关、以不公正价格认购股份者等拥有实际控制公司能力的人,并将公司此种派生诉讼语境下的被告乃至日本诉讼法学界所关注的可能被告股东大会排除在外。     

论股东代表诉讼的和解——以对公司和其他股东之效力为中心

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但是美日等国均允许和解的进行。股东为代表诉讼上的和解，符合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置的初哀，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也并不违背原告股东以及公司的利益。和解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借助于法律来规制。和解的正当性规制主要借助于通知程序的履行和法院的审查。股东代表诉讼和解对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带来巨大挑战，需要认真对待。     

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且为了使该制度能发挥最大效应而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缺陷及其矫正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而不能被成功地启动和应用,影响了其应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因而需要从取消权利登记、改良公告程序、放宽代表人适格条件等方面进行矫正。     

论“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票据诉讼中的适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一项获得大陆法系及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国家广泛认同的诉讼原则。在我国,该原则虽然没有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实践中广泛采用。然而,由于人们对"一事"的理解并不一致,因而也就导致在具体适用该项原则过程中充满着矛盾。文章以票据诉讼为视角,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票据诉讼中的具体适用问题,进行比较深入地分析研究,并以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票据诉讼适用过程中发生的争议问题,提出了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期对票据诉讼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与法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公众权利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 ,公益诉讼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 ,有必要完善当事人适格理论 ,改进代表人诉讼 ,构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等制度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其他诉讼方式难以替代的独到的公共利益实现功能。代表人诉讼分为代表人共同诉 讼和代表人集团诉讼,前者是在共同诉讼的前提和基础上发展而来,后者则突破了共同诉讼的极限,在不要求所有的人 起诉的前提下,由代表人代表集团起诉,进行集团诉讼。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正当性分析

再审程序的特殊之处在于再审审理针对的是具有确定效力的终局裁判。但是它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以诉权为程序建构的基础。再审程序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使既判力和程序安定价值的有限化,而不是要否定既判力和程序安定。     

略论新《公司法》中的"一人公司"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并于2006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可以设"一人公司",同时也对其他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更好地鼓励投资创业,完善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公司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用法律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这意味着在对待法治建设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奉行实用主义立场,搞实质法治和能动司法。在现阶段应该坚持严格法治的原则,尊重法律的权威,用规则和程序规制人们的行为。法治思维包含着用法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设计,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权利为导向,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思维方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话语霸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消除权力的傲慢与过度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