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下的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紧急状态下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现代宪法学理论中凸显出重要价值,这首先要求对紧急状态的概念做出界定。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同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冲突上看,紧急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正当性,但这种限制是危险的,必须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出发,划定保护的范围,即哪些权利必须保护,设置保障的最低标准,以及规定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的保护原则。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浅谈正当防卫之防卫限度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采取的一种正当行为,保障公共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避免其滥用,规定了特殊防卫的内容。通过对正当防卫和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以及相关理论和个人见解的探讨,力图提高公民维护自身安全的法律意识,准确把握防卫限度。     

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浅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采取的一种正当行为．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为了避免对正当防卫的滥用．法律规定正当防卫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正当防卫的核心问题。它既是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也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界线，目前．我国法律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规定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的标准．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还存在着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和探讨。     

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浅析

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维护,是当今任何一个崇尚民主法治且实行宪政的国家责无旁贷的任务,申言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实为民主制度及人类文明之根本性的＂物质＂载体。但是,从宪法制度层面看来,世界各国都在宪法文本中规定了有关基本权利限制的规范。如何理解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如何解决宪政实践中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敌对困境？本文以为,这需要我们在对基本权利限制的概念、原理进行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法律保留等法治原则达到规范立法行为来加以保障。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夫妻黄碟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宪政角度出发,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加强和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夫妻黄碟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宪政角度出发,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加强和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构建合理的行政应急权力的法律保障机制十分必要。现代法治的终极目标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实现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平衡便成为核心问题,对此应当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应当限制和保护的范围,建立有效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     

论表达自由的限制及其标准

表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项权利表达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它受一定条件的限制,超过限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合理地限制表达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的保障表达自由,而为了有效地保障基本权利,必须对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目前表达自由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在实践中的发展都不够全面和充分,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明确表达自由的限制的依据及标准或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试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之保障

随着法治的日益健全 ,紧急状态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中关于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之保障的问题更是凸现出来。本文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界限、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衡量、宪法特别程序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等角度进行分析 ,并借鉴国外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制中的相关规定 ,提出了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之保障制度的初步设想。     

莫纪宏：学会从宪法角度来思考权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的公民个人依据宪法规定所应当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首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近代各国宪法，都将对宪法权利的保护视为人权保护的中心。国家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国家机关应履行宪法权利保障职责，否则，宪法上的权利规定得再好也等于零。因此，在建立和健全我国国内法上的人权保护体系时，应当学会从宪法角度来思考权利。     

私权利与公权力有限性的法学思考

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规定或认可公民的私权利,使公民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定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使以不妨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国家的公共利益为限度。相对于公民的私权利,国家的公权力显然更强大和更权威,而且更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有滥用权力、超越权力、权力腐败等不良倾向。因此,法治社会需要设置有效机制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权利限制的立宪模式之比较

宪法设置限制公民权利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功能在于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权利限制的宪法原则有宪法保留、宪法委托、合理限制及程序限制等,权利限制的宪法规则模式有概括式、区分式和混合式。文章指出了我国权利限制的理论误区和制度缺失等问题,建议根据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性质,建立以区分式为主的宪法限权模式。     

物业管理合同履行中不当抗辩行为的限制

在物业管理纠纷发生时，物业管理企业经常以停水断电或拒绝提供其他涉及业主重大利益的物业服务威胁业主，业主也动辄以拒绝缴纳或长期拖欠物业费对抗物业管理企业，这些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社区公共利益，属于滥用抗辩权的不当抗辩行为。应当从立法和司法角度对这些不当抗辩行为进行限制，在我国现有立法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援用诚实信用、公共利益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对不当抗辩行为进行限制。在限制不当抗辩行为时，应当允许当事人对无损他人利益的抗辩方式进行约定，也不能否定当事人行使正当的履行抗辩权。     

公民基本医疗权的保障与限制

基本医疗权是公民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权利,其内涵是及时、有效、公平、适当。国家应当从法律、社会经济等方面保障公民基本医疗权的实现,而我国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基本医疗权保障的缺位。同时,基于避免权利冲突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紧缺的国情下。在医疗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公民基本医疗权的保障与限制与医改目标相一致,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私权利与公权力有限性的法学思考

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规定或认可公民的私权利，使公民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定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使以不妨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国家的公共利益为限度。相对于公民的私权利，国家的公权力显然更强大和更权威，而且更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有滥用权力、超越权力、权力腐败等不良倾向。因此，法治社会需要设置有效机制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前科就业限制的比例原则规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被犯罪裹挟的风险.有效惩罚和预防犯罪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前科就业限制通过立法的方式设定制度性排斥,将有前科的公民挑拣出来在就业中予以区别对待、限制或剥夺,以期实现预防犯罪,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对有前科公民就业权的立法限制形成的制度性壁垒在很大程度上梗阻了有前科公民的权利保障与权利实现.这种限制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遵循比例原则,接受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必要性以及目的手段之间的均衡性检验.在限制程度、限制范围和限制方式上结合犯罪行为及犯罪人进行个案化、类别化判断,对前科就业限制进行规制,厘清国家权力在前科就业限制上的权力边界.     

略论中国公民社会经济基本权利的保障

公民的社会经济基本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颇具特色的权利类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保障制度入宪,社会经济基本权利的内容及保障制度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面临挑战。今天的中国,权利性质理论仍不能嵌入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制度中,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仍将采取宪法条款立法具体化的途径。现行宪法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规定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仍不能通过宪法解释解决。社会经济权利司法性保护制度,也难以在中国实现。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立宪发展

一个国家对基本权利采用何种立宪形式往往同该国的历史积淀、立宪的人文背景、当时的权利意识存在极大的关联。纵观基本权利在我国历部宪法中的发展,可以发现宪法对公民权利趋于全面规定、宪法对个人权利空前重视、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上防御性的规定模式形成、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国家义务被强调。为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价值得到实现,在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模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宪法不断确认权利的传统思维、强化国家义务、提供公民权利的救济原则和基本途径、明确公民权利受限制等等。如此才符合国家追求法治状态的价值目标、符合立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