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非合作性博弈困境及其超越

以囚徒困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合作博弈是困扰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关键障碍,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国家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上失败,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理性的失控,最终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系统崩溃。因此,探讨非合作博弈困境的内部机理并寻求其破解途径,就成为解决国际气候谈判困境的关键。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与和解——兼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一条独特途径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导致现代性危机。破解这一危机的原则是促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和解。具体路径有两个:第一,利用个体理性逻辑引导和规范个体的行为,使个体行为符合集体理性的要求;第二,塑造超越个体理性的新型个体——行为逻辑直接基于集体理性的个体,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新型个体。突破转变发展方式的既有利益格局的羁绊,一个重要途径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城市用户群用水自律的心理分析与对策

通过博弈分析得出个体理性会引起集体非理性,陷入“囚徒困境”,无法达到水资源利用的最佳状态。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可能完全克服用水的“囚徒困境”,最终的解决途径只能是采取自律模式———C模式,也就是用水者自我约束、自觉节水。对城市用户群的节水问题进行心理层面的剖析,从心理根源上挖掘城市用户群及其所含个体的用水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促使用户形成自律行为,以达到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目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科学理性合作——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生态理性

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都面临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等多重困境和抉择。各国气候政策都是理性判断的结果，但这种理性态度尚不彻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具有更加科学的理性态度，必须超越个体理性与集体不理性，达至集体理性；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生态理性，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整合，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路径探讨

目前,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鉴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还是由政府提供,在委托——代理的理论框架下,根据委托与代理之间的利益差别性以及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导致集体行为非理性的理论预设,文章从多元利益博弈的角度,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基于各自的理性选择却导致非合作博弈的困局进行解读,并提出正和博弈的有效治理途径。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现代征信体系行动难题的产生与消解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非理性群体行为中的个体理性分析——对安徽省X市"红T恤事件"的认识和思考

群体行为是由一系列的个体行为聚集和组合而成的.但个体行为的一些特征在聚集和组合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学中最著名的发现就是个体理性行为有可能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文章通过对发生在安徽省X市的"红T恤事件"的调查发现,正是由于事件中无数个体基于不同方面的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理性"行为的聚集,从而导致了整个事件过程中,集体行为背离了所处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科学准则,从而使得群体行为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     

论现代女性婚姻策略的困境——基于经济理性的视角

经济理性是分析婚姻家庭策略的重要视角之一,"理性人"从婚姻的选择、家庭的分工与决策、婚姻危机的处理乃至婚姻的破裂都在权衡成本与效益,力求婚姻双方以及家庭效益的最大化。作为婚姻主体之一的女性在一系列选择与权衡中会自觉不自觉的遵循"最大化效益"原则,其权衡涉及两个层面:由婚姻组成的家庭整体效益和作为婚姻一方的个体利益。由于女性作为妻子与作为个体"我"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所做出的选择并非始终一致,甚至可能相互矛盾。加之现代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而现代婚姻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一切使得女性在婚姻决策中常常陷入种种困境。     

重置现代性路标：从黑格尔看主体哲学的发展进路

自黑格尔以来,现代性问题在争辩与交锋中,分野成几种不同的思想样式。首先,黑格尔的现代性论域有一个＂时间＂的维度。其次,黑格尔曾尝试建立＂和解的理性＂突破主体哲学的困境,但他最终的选择是＂绝对精神＂。再次,黑格尔左派和右派尽管采取的路径不尽相同,他们却从未想过抛弃启蒙理性,而尼采一派则以彻底地抛弃理性来克服理性。后结构主义思潮所具备的颠覆力量显然承继了尼采一派,但他们依然面临着相同的理论困境。最后,现代性交织着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的争论,哈贝马斯重构了理性的坐标。     

理性、激励机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构建

近期有关中国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受到质疑、排挤和挤压的讨论表明,我国加入WTO后,适应一系列国际游戏规则的政策时滞效应开始显现,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放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内加以讨论。本文把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企业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以及自愿责任,通过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与平衡的分析,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和机理在于企业受到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逐渐演化为以标准、法律等为形式的正式制度的约束,并通过激励机制的传递使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趋于一致从而使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自发考虑非股东利益的内生行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与平衡即企业利润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的冲突与平衡,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提出和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应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分层级进行。     

互惠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分析

经济学实验和现实世界表明,互惠行为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一种相当稳定的行为,而且其数量不可忽视。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互惠行为被认为是不理性的。本文在博弈理论的框架下,从感性与理性、个体与集体、短期与长期三个方面论述互惠行为的＂理性＂含义,并通过对互惠行为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集体谈判与三方协商机制框架下的企业劳动关系运作——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集体谈判是劳动者利益代表——企业工会或产业工会与资方组织之间就关切双方利益的实质性条款与程序性条款进行反复谈判与信息决策的过程.三方协商机制是政府、企业方和工会方就各方关心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或行业层面进行利益博弈和信息决策的过程.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集体谈判双方的自主博弈过程及产业工会干预下的双方反复博弈过程,对劳资双方组织博弈和企业劳动关系运作进行初步探索,并探讨劳、资、政三方协商过程中的三方博弈行为,分析了理性人假设条件下各方如何实现各自长期效用的最大化,期望对了解劳动关系的运作机理有所帮助,对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基于公共理性视野的政府信任流失分析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强调政府理性,坚持维护政府利益和政府形象,却忽视了来自公众意见的表达;对于公众而言,更是以"理性人"自居,强调公众理性。两种理性逻辑彼此对立,缺乏沟通,最终导致政府信任不断流失。因此,应该嵌入公共理性,实施理性层面的逻辑改造,提升政府信任。     

“质疑”的质疑：宗教研究新范式新辩

学界原有对宗教研究新范式的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新范式中＂理性＂概念的内涵、＂单一供方模式＂的分析框架及理论的普适性。但对其进一步反思和解读发现,原有质疑（1）对新范式＂理性＂概念的理解多有＂误读＂,新范式的＂理性＂概念是一种＂厚的＂＂主观理性＂,不涉及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个体理性/集体理性等具体内涵;（2）忽视＂供方模式＂的发展现状,＂单一供方模式＂的存在的问题已被正视且正在进行修补;（3）对理论的＂普适性＂期望不切实际,且忽略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调整和修正理论这一更重要的工作。     

人性和公司治理结构双重映射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人学研究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需要,结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人有趋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他人利益的实现与否相对冷淡的倾向。公司治理结构的三权制衡机制和外部董事制度的完善,是疏导人性需求于各方利益均衡发展框架内的有效实例,完善土地征收制度也需要从疏导人性需求、建立完善的制衡机制入手,健全机构和制度设置,使土地征收中各方机构互相抗衡,以理顺土地征收乱象。     

公司经理人有限理性对噪音交易的影响

在现代的投资领域当中,个体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之间所形成的委托—代理现象越来越普遍化,而作为专业投资者的公司经理人却并不如同传统的金融投资理论所言的作为一个理性人的代言者,由于经理人自身的知识以及作为个体的个人情感与作为理性人所要求的之间的差异,加之,投资环境,特别是信息流的日益增大,在错综复杂的信息流中,经理人要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人,他必须不仅要做到完全摒弃自己的情感,还要从天量的信息流中快速找到真正的对投资决策有用的信息。可以说,没有任何经理人能同时做到以上两点。作为有限理性的公司经理人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将会对市场的其他交易者特别是对噪音交易者的行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而在投资过程中,并不是单独的一次投资行为,这是一个较长期的互相影响过程。     

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及其运演规则——G.W.奥尔波特、L.波斯特曼《谣言心理学》述评

弗洛伊德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动力归因于潜意识的冲动,而奥尔波特则侧重研究处于意识体验中的健康个人的行动倾向,这也昭示其理论的人本主义性质,即个体具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它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具有理性、能动性、选择性,不受环境或生理等其它因素的控制。文本试图构建人类群体中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揭示谣言传播的心理实质及其运行规律:一则模糊不清但含有语义要素的信息经过X轴向前运行,该段信息在被个体接收后,在自我意识层面以模糊性和重要性两个维度,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并形成谣言信息。具体而言,信息模糊性是在个体意识层面感知、记忆和评述过程中产生,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完整性原则,人们会对模糊的信息进行加工,使之更加具有合理性,合乎现实逻辑和自我需求,并使得信息的模糊性变成确定性。信息重要性是指Y轴动力系统中,在个体精神层面动机与需求的力的牵引下,信息被个体按照自己的情感愿望加工;在潜意识本我层面,信息被个体自我按照快乐原则投射到意识之中,使得信息对个体而言变得更为“重要”。以上过程,谣言生产的总体原则符合简化、强化和同化的歪曲模式。一方面,歪曲模式发生在自我对本我和超我的平衡点上(小我),内含潜意识向意识呈现、自我向超我及环境超越两大动力结构,推动“模糊性”向“确定性”转变;另一方面,歪曲模式同时发生在精神层(大我),行为动机和情感需求形成“重要性”驱动力。     

大学生涉法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为法经济学研究关注在现行法律规则下人的各类涉法非理性行为,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以助其实现经济理性。大学生涉法行为的成本分析包括青春成本与人生经营、机会成本与发展成本、法律成本与道德成本、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分析。引导大学生进行人生规划和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进路在于利益激励机制、成本效益分析、坚持理性选择、培育法治信仰。法经济学分析的价值考量在于提升个人经营效益、倍增家庭收益、减轻社会税负、催生阳光教育。     

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同一:发展失衡的理论之源与重塑路径

作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两个维度,价值与理性的分裂不仅造成人类对自我的过度自信,从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且也使人类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精神的能量,从而丧失了道德主体的伦理关怀,泯灭了作为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自抑能力,最终导致了人类的自我异化。因此,消解价值与理性的裂痕,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最终达成以超越主客二分为核心的文化样态,就成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根本途径。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中的自我认同

哈贝马斯认为，自我同一性结构的形成，要以一种没有强制的、没有病理上歪曲的交往概念为前提。由此出发，一种建立在言语基础上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实现自我认同的基础和保障。蕴含在交往行为中的交往理性，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使得自然、社会和个体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建构成为可能。因此，在主体间性的平台之上，交往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现代自我认同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