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学派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之后所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结构是联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通过将国内结构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好的能够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国家如何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双层次的研究路径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单元属性的多样性,要把特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抽象性地归纳和总结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而这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整合的学术需要。     

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内斗的现实主义"

近年来,围绕着国际结构如何解释国家行为的问题,结构现实主义遭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同时,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霸权稳定理论、霸权护持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发展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安全与财富的关系、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关系。结构现实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宽泛的预测;霸权稳定理论、霸权护持理论阐述了制度地位、实力地位与霸权国国家利益的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概念化了实力地位和大国国家利益的关系;虽然关注的重点所有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试图结合国内因素以增强现实主义的解释力。     

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最为活跃的理论分支之一，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理论或背离了现实主义，或导致了现实主义的退化。本文旨在回应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归属的质疑，从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和分析单位出发，分析其归属于现实主义阵营，并区别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单元层次理论。由于引入的国内变量过于繁杂以及核心理论的缺失，新古典现实主义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其理论化程度仍然有待加强。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

本文旨在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可以归为国内特性、行为主义和体系制约三个主要层面。国内特性的研究重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意识形态和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尤其是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变迁。行为主义的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行为入手,试图揭示外交辞令背后中国真正的外交政策。体系制约的研究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国际体系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约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这三种视角都存在相应的弱点,不能较为系统地解释较长时期内的中国外交政策,更不可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外交政策理论。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应该能够把国际体系因素和国家层次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梳理、释疑与展望：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再认识

肯尼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中公认的科学化成就最高的一支，其理论结构严谨，研究纲领完善。多年来，国内学界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解读中存在着不少误读，对此，“南开学派”做出了相应的澄清。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并不止步于沃尔兹，借鉴比较政治学的成果、探索外交政策理论的构建和吸收新自由主义的优点都为该理论的发展拓宽了研究空间。     

质疑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近年来，对现实主义的各种挑战催生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开辟了现实主义新的发展空间，但这种学术推动主要源自现实主义在分析层面的技术折中。为摆脱危机，无论是朝向建构一种对外政策理论，还是修正原有的体系结构理论，现实主义都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供选择。较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建构性现实主义”的浮现，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研究向社会学本位的回归，也可看做是古典现实主义之“古典”精神的重振。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他

主持人的话 在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术争论中，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且其流派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出现了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划分。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随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的出版以及学界对之所作的各种评价，国内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作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有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联盟的起源》、     

修昔底德复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论启示

史家修昔底德被视为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奠基者,而且因其现实主义思想内涵丰富而被盛赞为“复杂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一脉相承,但新现实主义在尽展宏观层次理论魅力的同时,也使国际政治变成了由权势架构的一副单调图景。与此对比,修昔底德包容结构的复杂现实主义思想,使体系层次和问题领域的国际政治考察实现了有机结合,并由于对国际政治的伦理考察,表现出远远高于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力。     

基督教现实主义国际伦理思想浅析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基督教现实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分支。与古典现实主义的＂非道德＂取向不同,尼布尔等代表人物在重视权力政治与国家利益的同时,始终强调伦理道德因素的作用。他们致力于在权力与道义、秩序与正义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使其既符合政治利益,也符合伦理原则。这种努力在任何时代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从基督教伦理原则和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出发,通过对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国际体系诸层面的伦理道德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形成了系统和独特的国际政治伦理学说。在实践伦理上,基督教现实主义对战争、核威慑等问题的规范性思考,虽有局限性,也不乏重要参考价值。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泛滥与危害

经过二十世纪长达八十多年的发展,传统现实主义发展演变为新现实主义,继而分化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新世纪至今,由于美国政府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增长、“单边主义”的盛行,进攻性现实主义得到了实践支持而迅速发展,并且给“单边主义”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持,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有着偏激与片面的某些弊端,但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的弱势使其成为了新世纪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流。     

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国威胁论”的实质

“中国威胁论”的渊源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又是最新的理论版本。该理论认为大国关系是永远的悲剧,并根据其逻辑提出了“中国威胁论”。这种观点仅仅从国际社会无政府结构的角度分析,忽视了对中国国家意图的考察;停留在“循环的”、“宿命的”历史观上,忽视了各国强调发展和国际机制约束力日益加强这一现实;关于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论述也存在严重错误。     

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

“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特别制造的命题，与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相关。梳理“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争论，可以发现诸多民主和平的事实只是特别制造的结果；但在这种经验事实层面展开反驳与再反驳，却只会陷入论证泥潭，民主和平依然可以作为或然命题存在。跳出泥潭的办法就是紧扣“战争状态”这一要点，检验民主国家是否加剧或者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而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战争。研究表明，号称关注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丝毫没有致力于解决作为世界和平关键的“战争状态”问题，相反，它为某种加剧世界战争局势的干涉与扩张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借口。     

论维特根斯坦的“图式实在论”

维特根斯坦不是主观唯心论者,而是一位唯物论者;他的图式实在论作为一种结构实在论,是对以往各类实在论的发展.虽然其后期哲学对前斯哲学发生180度逆转,但其研究核心却始终是语言及其与实在的关系,而且他一直坚持实在论的基本立场,只是前期主张"图式实在论",后期主张"日常实在论",总想在认识论上找到一种方法以清除哲学与科学中的逻辑错误和对语言的错用及误用,力求能更准确、方便、有效地表达语言的指谓对象及所涵盖的世界.     

另类现实主义的历史真实 --兼评魔幻现实主义现实观

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经过发展高潮之后,孤寂地徘徊在多元化的当代文学路口,试图探寻文学现代性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创作突破点.魔幻现实主义秉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借鉴现代主义表现形式,创造了一个虚幻的历史真实,成为游离现实主义之外的另类,为当代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与契机.     

对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中单元功能的再探讨——以欧盟为反例的论证

两极格局的解体凸显出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静态困境”。沃尔兹对单元功能的忽略是使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陷入“静态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单元功能具有可转换性，其转换的条件之一是认同的力量，而其转换的后果则是排列原则的改变。     

略论美国现实主义法律思想的兴起

美国现实主义法律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兴起的。它的主要主张是: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来变革法律制度。现实主义法律思想既认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威,又赞成适度的“法官造法”。现实主义法律思想的兴起在美国法制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其他国家的法制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在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中，为研究者所广泛称道的警察作证制度、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举证责任倒置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试验田”向实务部门推行。但实证调查显示，“书面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的隔阂。现有学术研究偏向“口供虚无主义”的休克疗法该为此负责。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应当立足法治的本土资源，构建现实语境下警察讯问的权力监督体系，改进刑事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创造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条件，促成实务部门的执法规范化，达致控辩双方的平衡共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