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民检举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公民检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和实践,但在公民检举权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对公民检举权的保障: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专门保护检举人权利的法律;通过教育、宣传等多种途径使人们形成积极检举,保护、尊重检举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简论社区矫正的救济制度

社区矫正救济制度是建立在社区矫正目的之上而派生的一种制度,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中属于弱势群体,有必要建立矫正救济制度,充分发挥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作用,构建完善的社区扶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申诉、控告、检举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矫正对象在就业就学、生活安置、法律事务、合法权益维护等方面实施救济。     

浅析中国婚内侵权救济制度

我国法律中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婚内侵权救济制度。按目前法律规定,夫妻在婚内不能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离婚时损害赔偿诉讼也受到诸多限制。婚内侵权如何救济就成为法学界一个难题。从我国立法、司法实践出发,借鉴世界各国立法实践,从保护夫妻权利、尊重夫妻独立主体地位等考虑,应该建立以损害赔偿为主的婚内侵权救济制度,并可通过个人财产补偿、共同财产分割、诉讼时效中止等方式实现。     

论破产欺诈中债权人救济制度之完善

我国新《破产法》对破产欺诈中债权人保护规定了司法救济途径。但现有的民事救济制度仍不能有效规制破产欺诈行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目前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无效制度和撤销制度以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防止破产欺诈、保护债权人方面均存在不足,我们应借鉴国外破产立法、司法实践经验,从上述制度层面加以完善,以更好地规范破产程序,遏止破产欺诈,保护债权人利益。     

论我国公害救济制度的完善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侵权案件,完善对受害者的救济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行为违法性”的认知、因果关系理论的选择以及救济途径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应当从宪法、民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方面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从而构建完整的受害者救济制度。     

行政补偿:中国制度建设的一块洼地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行政补偿制度在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方面都是洼地。在当今民主法治理念发展的牵引下,政府日益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尽快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刻不容缓。应从增强宪法意识、构建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框架、确定行政补偿程序、明确规定行政补偿方式、建立和完善行政补偿救济制度等方面加快行政补偿制度改革。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弊端,如缺乏合理的举证责任规定、消协的职能缺位、相关的惩罚性条款不合理等等。因此,立法部门就需要制定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强化消协的维权职能、健全权利救济制度等,从而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公民养老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

公民养老权是老年人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法定权利,我国宪法、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都对公民养老权保护有明确规定。但法律保护制度具体细节尚存不足,加强和完善相关立法可从几个方面着手:尽快修改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化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论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检举控告制度--署名举报宜不宜提倡?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检举、控告制度还很不完善,为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检举、控告制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认为在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从制度上保护举报、控告人的合法权益之前,还是不宜提倡署名举报为好.     

我国劳动争议精神损害救济制度研析

民事法律体系对精神损害救济的逐渐承认与完善,引发了一系列精神损害救济制度设计的革新。在劳动法律体系中,对劳动争议引起的精神损害的救济尚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受害者只能援用民事法律,特别是《侵权责任法》对自己的精神利益进行保护。由于法律制度的衔接不畅,劳动者的精神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我国的劳动争议精神损害救济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思考

这里所说的行政救济制度,主要包括信访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等。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制度在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显著功绩不可磨灭。但是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和解制度规定得非常简单,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困难。应该从理论上明确诉讼和解的性质,在立法上从和解的时间、和解的方式、和解的效力、和解的瑕疵范围和救济等方面对诉讼和解制度进行具体的构建,并通过完善我国的审前程序更好地促使诉讼和解达成。     

行政检举的道德困境

李建华、朱伟干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行政检举是政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的历史变迁中，行政检举始终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亦即检举的政治道德困境。这种道德困境的实质表现就是政治价值内部的责任冲突。西方国家虽然依靠伦理立法克服困境，     

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问题探析

公安机关运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在传唤、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扣押等方面存在问题,原因在于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形成,权利救济制度的弱化失衡,比例原则在设计上的缺失。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根据我国国情,从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体系和逮捕制度等方面,从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角度,完善刑事侦查制度。     

信访制度存废浅探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现实基础,但因为长期积累形成的多方面问题,该项制度正深陷困境,存废之争越发激烈。本文在系统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全盘否定和取消论是不合理的,而应该通过功能再定位、制定信访法、建立统一的信访机构和信访监察员制度等途径,完善和创新信访制度,使之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和依法治国理念的有效制度形式。     

我国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之发展风险抗辩制度构建研究

人工智能产品虽然具有其特殊性,但是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之发展风险抗辩制度,仍然应该遵循普通产品责任之发展风险抗辩制度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国内外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制度,就我国而言,应该确立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之发展风险抗辩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技术标准制度、时间节点制度、主体资格制度和请求时效制度。同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主要包括跟踪观察制度、勤勉警示制度、产品召回制度等。尤其是还需要做好基本制度与配套制度的衔接,从而为我国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之发展风险抗辩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并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现阶段,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这类违法行为投诉无门,缺少司法救济。基于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严重破坏,从法律保护的角度出发,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我国具有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实现权利救济和化解纠纷，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功能。但现行信访制度却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使我国的信访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秩序；在中观层面上，要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快推进法治导向的信访制度改革。     

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比较研究

2002年6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主体、采购程序、采购方式及采购救济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制,该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活动开始有了法律的保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法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采购救济方面,法律规定较为粗糙,制度设计不够合理,不利于保护采购参加人的合法权益,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贪腐累累却步步高升 “庞家钰现象”发人深省 建立完善的检举机制是当务之急

《检察日报》8月14日刊登中国法学会郭道晖教授的文章．剖析了当前官场中官员一边腐败一边升官的怪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人事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对贪渎官员的检举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