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可持续发展与第三次法律革命

一、第三次法律革命、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发展之法制整合（一）自然本位：可持续发展法制的法律新理念。从法本位角度言，无论是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皆是以“人为中心”，仍然没有放弃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文明观——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定能胜天。然而，“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人自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①所以，笔者认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引，我们应构筑一种法律新理念——自然本位；人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人并…     

象形、象意与表意——论汉字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

唐兰先生在"六书说"的基础上,提出"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裘锡圭先生对唐说提出质疑,提出了"表意、假借、形声"的"新三书说"。"旧新三书说"把"意"变成了低一层次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汉字"象"的因素,其主要缺陷是对汉字这种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缺乏一种特异性的自觉和同情。而汉字中或凝练或抽象的形象,往往是事物精华的浓缩和概括,透过汉字的形象,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观念的凝聚。中国精神与中国知识,以仍然鲜活的形式,体现在文字的创造中。"象"与"意"作为一种特殊的统一体,在汉字的发展史中,起着深刻的作用。汉字构形中的"抽象",表现了汉字写"意"的特点,唤醒了我们对中国艺术"写意"的传统意识。象形、象意,包含着"象"与"意"两大传统的交融,并通过"象外之象"、"意外之意",开辟辽阔浩渺的审美空间。因此,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必须超越认识层面,进入美学探索的境界。     

法国的“法治国家论”与宪法法院——路易·法布奥罗与多米尼克·卢梭的理论

法国的“法治国家论”与宪法法院———路易·法布奥罗与多米尼克·卢梭的理论［日］中村义孝莫纪宏译全理其校一前言在法国，在“立法中心主义”或者是“法律中心主义”的传统下，是否定司法对体现主权者的一般意志的法律的审查权限的。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阿得马尔·埃...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有定论,而近来又有争议。为了正本清源,颇有一论之必要。 (一) 自从在刑事审判上以证据定罪代替触审定罪以后,就会出现疑狱。疑狱的疑字原是?字。?的含义是疑信参半而又真伪难辨,后世以疑代?,习非为常,在疑狱方画,只见疑字,未见?字。狱,以犬犬言二字为组成因素。《说文》:“确也,从犬犬从言”。犬犬,《说文》:“两犬相?也,从二犬”。引伸为相争。言,《说文》:“本作啻,从口辛声。?,?也。”?,古罪     

再论法的概念

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决定着法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汉字古体字“法”透出的古人对法的理解贯穿传统中国社会,法家和儒家都将法视为工具。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提出的法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是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产物。法人类学关于法的理解可以为中国的法学研究本土化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提供一条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原理新论 以“制裁—救济”为分析框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制裁”与“救济”两种规范原理，这一分歧在我国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制裁原理以司法正洁与威慑违法作为证据排除的正当依据，具有国家本位、义务本位、违法者本位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主流观点将证据排除理解为“程序性制裁”,支持制裁原理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此导致证据排除的存在意义难题、范围失控难题、裁量模糊难题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与之相对，救济原理引入矫正正义作为正当依据，主张证据排除是“程序性救济”,其目的在于恢复原状，具有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受害者本位的基本特征。与制裁原理相比，救济原理可以为我国证据排除的存在意义、范围限制、裁量标准等提供更为妥当的解释。虽然如此，单一救济原理下的证据排除同样存在其缺陷。基于原理协同的立场，以制裁原理补充并修正部分解释结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言更具积极意义。     

读编往来

编辑用稿,皆当“以质取文”。至于“以文取人”甚或“以人取文”,那只不过体现了在“以质取文”基础上依次递进的一种观念的转换。就象读者一样,首先是去发见上乘佳作诵读,久而久之,对同一作者的文章读多了,便亦会“以人取文”了。故此言之,编辑的“以人取文”当不该一概嗤之以鼻而示之以白眼的。     

失落的话语权：中国司法现代性之冷思考

话语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更是斗争的手段，话语权不仅是有无说话的权利，更指向话语背后体现的权力关系。中国的法律现代化，在一种自我放弃话语权的前提下进行，必然的处于尴尬境地。本文拟对以“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追溯古代中国司法传统对现实司法土壤的影响，认清当代中国司法的现代性，试图进行司法改革的构建，重新定义中国司法的现代性，以为今后的司法改革提供可资引用的参考。     

“文化霸权”话语的本土实践与反思

“文化霸权”成为199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关系时所使用的关键词之一，开创了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的“理论旅行”。它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话语领域的西方霸权、民族情结的强烈诉求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高扬等四个方面展开其话语实践。在其话语实践中，重新陷入了“文革话语”的历史圈套，遮蔽了我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对西方进行想象化的本质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异化塑形，彰显出本土权力的运作机制。我国文论应该在世界文论体系的观照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为世界文论的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促进文论知识科学有序增长。     

法学语体研究——基于法学期刊编辑学的视角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作为边缘法学的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在事实上得以确立,法言法语渐被纳入学科研究对象。此外,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分支,语体学已相对成熟,但法学语体问题却少有人问津。这也许与修辞学泰斗王德春教授主张语体种类之一的科学语体"不再细分"有关,也与自古以来"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有关。然而,法学语体具有科学语体与政论语体甚至公文语体交叉的特点,可以视为语言分化的结果。法学语体研究滞后对我国法学研究与报刊编辑出版中的语言质量已造成消极影响。法学语体逐渐形成一些典型的语言手段及表达方式,如:词汇上庄重、严谨、文雅;句式完整,但具扩展性;语篇上具连贯性、充分性。我们应当恰当使用带语体色彩的词汇体现法学气派,并且合理使用长句、复合句反映法学风格。灵活运用的多种修辞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学术语境的科学理性与思维美感。法学语篇不妨在行文上流光溢彩,活泼多姿。与此同时,要防止不当话语修辞对交际和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     

论教育学中关于“生活世界”的话语

“生活世界”作为中国当前教育学理论探讨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已经在教育理论及实吓中导致了一系列的变革,将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传统的师生之间的认知关系转变为以理解与对话为基础的主体性的我一你交往关系。这一转换直接带来了中小学日常教育活动的新面貌,如我一你式温馨评语的兴起与这一转换直接带来了中小学日常教育活动的新面貌,如我-你式温馨评语的兴起与推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深化和创造性转换,但是,在将“生活世界”这一西方概念用于中国本土语境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缺乏乡村的视角,忽视制度化教育对学生身体的规训,将“生活世界”概念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混淆。     

The Discourse of Criminality: From Beccaria to Postmodernism

The use of discourse in criminological thought and writing is touted as though it is a recent event; building off the work of postmodernism In reality, however, the use of discourse in addressing criminological concepts goes back to the earliest works in criminology (although it was not referred to as discourse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discourse in criminality,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Beccaria and Lombroso. Application for current use of discourse is suggested as a way of making postmodernist writing perhaps more useful to a wider audience.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Violence in Fascist Criminal Law Discourse: War, Repression and Anti-Democrac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ritical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Fascist criminal law discourse in terms of the violence that shaped and characterised i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violence in key declarations about the role and purpose of criminal law by Alfredo Rocco, Fascist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leading ideologue, in his principal speech on the final draft of the 1930 Italian Penal Code. It is grounded on the premise that criminal law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individuals, and so what was distinctive about Fascist thinking in this regard. The article analyses Rocco’s declarations as a discourse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ir contextual foundations,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nec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core theme of that discourse is violence, which has three principal dimensions: a close historical and rhetorical connection with war, a focus on repressive and intimidatory force, and a paramount concern with subordinating individuals to State interests. The article then uses this analysis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reading of the nexus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violence in Fascism, in terms of its foundations and reversal of ends and means. The article thus provides an original perspective on Fascism and criminal law, which it argues is important for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criminal law discourse in our democracies today.     

对新加坡“亚洲价值观”的思考

新加坡政府继承和创新儒家思想，创造出具有新加坡民族特点的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构建社会主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全社会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强官德教育，带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书写方向对笔顺和笔径的影响

以反犬旁、山字为目标字,收集了1178份有效笔迹样本,其中反犬旁常见笔顺样本954份,当用常见笔顺书写反犬旁时,第一个撇笔有正反2种笔径,分性别检验山字笔顺与反犬旁第一撇的笔径的相关性,用似然比测定其相关程度。字的书写方向因子可以解释山字笔顺与反犬旁笔顺、笔径相关的结果,研究结果支持了书写能力结构的因子假说。     

信息時代與中國刑法的轉型--訪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於志剛教授

互聊綱開創的不僅是人類生活的新時代，還有法律變革的新契機。傳统法律规则需要進行自我調整和更新換代，才能適應信息睛代的要求。在2011年年初舉行的第三届中國青年法學家論壇上，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师于志剛教授以第六届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的身份作了题爲《信息時代和中國法律、中國法學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