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秩序断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政府推动法治化进程的"变法"之路。法治秩序的形成是法治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法治"的含义入手切入法治秩序,探讨了法治秩序的内涵及法治秩序建构的条件,并对法治秩序进行了理性反思,聊作当下法治秩序建构之参考。     

公民参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中国的法治进程不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力量的建构与推动,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体即公民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法律而得以确立和维持的。法治秩序内在地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自由与平等、弘扬法律至上的精神。而公民的法律参与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推进这几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视角

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法治轨道——化解征地拆迁矛盾新探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城市与工业建设用地需求迅速增加,这使得许多城市都面临大量的征地及拆迁问题,但由此产生了诸多矛盾,如暴力拆迁、群体性事件,甚至造成流血冲突的案例屡见不鲜。长期以来,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只着眼于矛盾激化时救急应对甚至一味打压矛盾。因此,如何更加有效、合理地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最终要靠法治,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下纠纷才能得到最终解决,才能有效化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

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与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大国崛起等进程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化解制度创新、秩序转型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因素之间的目标冲突,中国法治实际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渐进发展道路。为此,可以把中国法治发展划分为经济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以及政治主导的法治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的中期发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中国预计在2020年有望进入"政治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法治发展的不同前景。     

论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基于塔马纳哈"薄的法治"概念所作的分析

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治理,人类社会的法治必有一个"重叠共识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这是一个"薄的法治"概念,利用它,我们可以明确法治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难题;有了它,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与各种社会理想、不同文化传统、多元价值目标兼容的复杂关系和各种可能的方案.上述二者都是当代世界,包括中国法治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本文采取一种以全球化视野对法治概念进行思考的方式,目的在于澄清法治问题之所在,其终极关怀在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从限制政府权力的角度看我国法治进程——以房屋拆迁为考察对象

法治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公益。现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广泛地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其中,以近年来由拆迁制度所引发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最为显著。本文在探讨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特有的拆迁制度中所存在的法治问题,提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建议。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显示了公民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法治视域下的村规民约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决心。作为村民自治制度核心内容的村规民约也日益受到关注。村规民约自身的特点及其特殊的地位,使其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张力。通过对村规民约与法治的内在关联正反两方面的剖析,揭示出"村规民约"对法治的推动保障作用与客观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并从法律多元格局的角度,为协调这一矛盾,推进村规民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以期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秩序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     

法治与改革思维的冲突及消解

对于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不能仅仅在两者对立统一中思辨,还需要在更宽泛的范围内认识。一是把改革、法治与革命放到一起观察,会发现无论是法治还是改革都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爆发;二是把法治、改革与社会放到一起研究,可以看到法治与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三是把法治、改革与国家权力放到一些分析,可以发现实现法治是政治目标,通过改革逐步限制、规范国家权力是核心。法治与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在社会转型期需要认真对待,把其冲突控制在最低的烈度。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是今后改革的基本思维方式,中国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     

处在“一体三元结构”中的法治与和谐——从《法治与文明秩序》谈起

和谐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任务。那么,和谐社会这个新主题与法治社会主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关系,换言之,法治理念与和谐哲学各自维护和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标准,二者之间又当是何种内在关联?本文以文明秩序的范畴来理解和统合两种不同的行为标准,试图阐释法治理想与和谐哲学在文明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是兼容的。法治是一种法律文明的秩序,而和谐正是法治语境下的题中之意,是法治秩序理想下的道德之维与道德秩序,二者统一并兼容于中国人良善生活的建构进程之中。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法治与反法治之辩

本文以法治作为思考刑事和解的视角,探讨了死刑案件进行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就刑事个案而言,刑事和解可以促进法治的权利保障功能,降低死刑的判决率,维护被告人的生命权。通过对被害一方进行经济补偿、道歉等方式维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缓和被害方的对抗情绪,减少申诉上访,促进法治的秩序功能。但从法治的整体上看,刑事和解可能造成司法的重大不公,导致更大的司法腐败,最终将危及法治基础,对法治的形成产生长久消极影响。     

论普遍性法治理念及其构筑

法治现实是法治理念在社会实践中的体现。在一个大社会中，同时存在多种法治理念。以整合度为标准，可以将法治理念分为个体性法治理念、群体性法治理念和普遍性法治理念。只有普遍性法治理念才是法治现实的最近点。普遍性法治理念既可以因自然整合而成，也可以依政府力量在优位的群体性法治理念的基础上予以构筑而成。这种构筑以合意的群本性法治理念的选择为前提，以定向启蒙为主要技术要件，而持续双向整合是其主要的过程性特征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拓展以民生为导向的法治新路径

民生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也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给予民生问题以重视、解决和保障，尤为必要和紧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都在传达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从深层次来看，这更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呼唤。因此，锁定民生这一主题，揭示“民生”、“民生法治”的本质内涵，探讨当下中国民生法治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彭中礼著的《法治发展论纲：民生法治发展模式建构研究》一书，正是在深刻洞悉我国民生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以及深人考量当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提炼出民生法治发展模式这一制度构想的。可以说，这一构想既是建基于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考量，又是对我国法治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为我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设计。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建构中国的现代法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方案就是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通过全面梳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实然与应然,可以概括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等几个方面,占据了相对突出的地位,可以集中展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描绘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既有助于总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也可以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