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缘起及其借鉴

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健全国家治理、塑造并引导公共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和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有:厘清政社关系定位及其功能边界,确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重视社会资本培育与整合,发展和丰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容体系;倡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公众参与,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作用;实施全程无缝隙有效监管,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准则和行为秩序。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发展社会组织:武汉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目前,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未能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顶层设计缺失;社会组织自身生存能力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界定不清。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共治,政府一要强化党建工作在发展社会组织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二要优化顶层设计,三要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加强培育和扶持,四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六要加快建设智慧社区,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搭建技术平台。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水平。作为治理社会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基层组织,如何与时俱进地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找准自身的定位,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三峡城市群发展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政府在参与式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引导者、服务者和合作者。三峡城市群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填补"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真空。政府不同的角色定位便于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积极因素,促进"一江一带"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推动以宜昌为中心的三峡城市群的发展。政府能力建设是参与式治理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关键,包括制度能力、网络治理能力和公务员胜任力建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门阶条件初探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完整开放的巨系统,有了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有可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可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定的"门阶条件",包括:实现依法治国,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且边界清晰;社会治理秉持协商共治共赢的实践路径。实现这些"门阶条件"的纽带则是执政党的政治现代化。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目标。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各级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适应新的形势、应对新的挑战,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治理能力,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有力、市场监管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治理精到、公共服务精细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完善权责界限清晰、运行渠道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     

卷首语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正在逐步成为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国家治理方式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提高城市治理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本期"专题报告"围绕"大数据与政府治理"探讨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大数据视角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突破与系统构建》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为社会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剖析了大数据视角下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在的"数据有限性""挖掘能力欠缺""信息孤岛"及"评估透明度不足"等困境;构建了以大数据理念与工具为基础的,集"评估数据搜集与管理""评估信息挖掘     

治理效能评估的两个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效率是对单纯数量关系的衡量,效能则是人们在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效果。对治理效能的评估可以围绕主体和问题两大维度展开。政党、政府、社会和人民群众是治理的主体,不同的主体有各自的角色、定位、职责和目标,治理效能就是评价各个主体有没有按照既定的目标采取相应的行为,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治理的现代化。     

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治理路径,诠释了这种新型关系下多元治理的发展方向。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1]。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它为社会参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法治视野下南沙新区社会治理模式初探

《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的正式批复,标志着南沙新区成为国家级新区,南沙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新区建设由"政策驱动"走向"体制驱动"的今天,社会治理模式选择是南沙新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应该再造政府,创新行政组织体制;强化社区建设,完善群众自治;培育社会公共组织,健全公共治理,多管齐下创造出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公共组织自律、市场主体内部自控、基层社区自治、公众参与的层次清晰、分工明确、功能齐全、结构完善、协调一致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政党—社会”关系变迁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国家、社会是基本主体,"政党—国家"、"国家—社会"与"政党—社会"是制约国家治理成效的三组核心关系。因此有必要以"政党—社会"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从历史变迁、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探讨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通过"转变和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