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无自然法”说平议

“中国古代无自然法”说平议崔永东龙文茂＊自梁启超先生１９０４年发表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提出儒家法思想即为自然法说以来，许多学者服膺之。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力主“中国古代无自然法”，否定了中国古代有自然法的说法。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中国与西方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部分应归因于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有无？ 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道家的“法自然”观包含着明显的法律二元论思维方式，并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不过，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根本上是大异其趣的。     

从政治化生存到政治性生存：古代自然法的现代理论价值

古代自然法是以自然与习俗的对立为理论进路，对人类本源生存方式和社会秩序存在基础的寻求。本文试图从自然在古代自然法理论中的地位出发，阐释古代自然法理论的内涵，进而揭示古代自然法的现代理论价值，即理解政治世界与伦理生活的内在同一性是人类进入政治性生存的重要理论路径。     

自然法的真意

自然法是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平衡法,富人为维护其利益而构思出来的理性法,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自然法产生的条件,自然法作为自由与价值的平衡法更多的表现在政治层面。     

中国古代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西方和中国古代自然法精神的对比,认为中国古代含有丰富的自然法精神,本文对中国古代的自然法精神进行了一番寻隐之旅,分析其独特个性,并探讨其对于中国今天法治建设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西方汉学家论中国自然法传统

以寻求普遍原则作为实际法审查标准的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中国的法律传统中是否存在着类似的自然法观念，基于中西文明语境的不同，认识可谓错综复杂。西方汉学家对中西文明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或洞察，他们对中国自然法传统的思想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中西文明之间的隔膜，但也同样会存在一定的误解甚至错讹。李约瑟认为中国存在有法学意义上的自然法，主张礼即自然法，但否认中国存在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则。郝大维与安乐哲则严格区分逻辑秩序与审美秩序，否认礼是自然法。皮文睿则将儒家法学视为超越自然法的均衡论，而将黄老思想看成一种基础自然主义的表达，从而认为其“道生法”的思想主张是建构于基础自然主义之上的自然法观念。借助西方汉学家考察中国自然法传统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就中西文明所寻求的普遍原则提供一条有效对话的路径，促成人类共同价值的达成和实现。     

中国“法自然”观与西方“自然法”说比较

中国“法自然”观与西方“自然法”说比较罗昶中国法文化体系源远流长、独树一帜，而支撑这个体系的内在精神就是萌芽于《周易》的“法自然”的法哲学观。在西方法文化体系中，与中国“法自然”观处于相同地位的便是“自然法”观念，同样属于影响深远的基本观念。“法自然...     

西方自然法思想的两种传统

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概念,但是讽刺的是,并不存在一个统一连贯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自然法定义。在自然法思想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条根本不同的进路,即古代自然法与近代自然法。自然法思想两条不同进路的差异表现在:从自然法的特性方面看是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不同;在自然法的基点上自然理性与自然状态的区隔;自然法的内容区别则体现在自然义务与自然权利。     

试论中国自然法思想及其复兴

本文的主题限定在自然法思想及其在建构和谐社会背景下的中国自然法复兴这个老而又新的问题.主要观点是中国古代没有形式自然法,但有实质自然法;当代中国自然法的复兴是自然法发展内在逻辑和我国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在对中国当代形式自然法建构的问题上,我们只能采取"建构理性主义"的进路;当代中国自然法复兴,既有积极条件,也有消极条件.     

“自然法”与“法自然”的文化分析

法学界内 ,许多人认为“法自然”与“自然法”存在相通之处。然则实际上 ,自然法通过对永恒正义和理性的追求 ,推动了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创生 ;“法自然”所崇尚的“自然”是在“天”的统辖之下所形成的自然界 ,法自然必尊天为上。故法自然所维系的是专制秩序 ,恰与自然法的追求背道而驰。设法勾联自然法与法自然 ,实出于我们对固有文化的自卑心理。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     

法律信仰的路径——传统中国法的考察与当代中国法治状况的反思

法律被一个社会所信仰的关键前提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某种形式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自汉代初年的“引礼入律”就是将中国古代社会久远的传统注入到法家建构的法律体系之中，并统摄在儒家思想的灵魂之下，由此使法家的法律体系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宗教及世俗的双重特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自上而下的实践表达，使这种信仰极易为民众所接受，并持续近二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人为割裂，是今日中国社会法律信仰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与反思的重大问题。     

格劳秀斯与自然法传统的近代转型

西方自然法思想历经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发展阶段。虽然自然法传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从17世纪开始,近代自然法思想家相较于古代和中世纪,更为强调自然法是事物自然理性的反映,更加突出人类的自利本性和自然权利论,并自觉运用理性主义方法论建构自然法体系。这些转折都显示出近代自然法与古代、中世纪的自然法具有根本区别,这是我们认清西方自然法思想脉络的基本前提。虽然理论界对格劳秀斯作为近代自然法的转折点还有质疑,但格劳秀斯开始将法律与数学进行类比,对于古典自然法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在格劳秀斯之后却成为自然法理论建构的常态。在中世纪到近代自然法的思想转型过程中,格劳秀斯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论环境法对古代自然法学尊重自然精神的复兴——以“自然”含义的演变为视角

自然法学在西方法学思潮中源远流长 ,为法学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仔细梳理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法学中“自然”概念的含义 ,可以发现古代自然法是从自然物质世界的属性和规律来确定和评判人的行为 ,神学自然法中上帝和神是人领悟自然的中介 ,自启蒙时代古典自然法开始 ,自然的意义就主要用来指人的自然本性 ,与物质的自然世界脱离了联系。“自然”含义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待自然态度的变化 ,也揭示了法学对自然物质世界的疏忽和远离。现代环境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对自然物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古代自然法学尊重自然精神的复兴。     

自然法理念对古代中西方法律成长的影响

西方古代的自然法与中国古代的自然法则在各自法律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了法律成长的内容与走向,从而使得中西方的法律制度与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中国古代民众法律意识是儒家化而非鬼神化——兼与郝铁川教授商榷

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在中国占据了正统地位。士大夫阶层大多是依靠熟读儒家经典踏入仕途的，其法律意识的儒家化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在中国古代，广大民众整日为衣食奔波，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他们的法律意识受什么影响呢？华东政...     

“自然”与“自然法”概念的古今之异——关于自然法学术史的一个初步反思

古典时代的自然法学说与近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是由于对“自然“一词的古今理解不同导致的。古典时代的自然法是关于人本性的法则，是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的，近代以来的自然权利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政治理论，与形而上学和人的本性没有必然联系。二战后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导致了古典自然法的复兴。     

自然法与道法自然之比较

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精神,若仅从字面意义上看,它与中国古代道家道法自然似乎异曲同工。本文将通过对西方自然法思想与道法自然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寻求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阐明自然法思想对当今我国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西方自然法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共通——以人文关怀为观察维度

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学史上长久不衰的精神坐标,它构筑了西方人最早的法律观念,形成西方独特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自然法思想也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同样起着支配作用。从人文关怀视角看,二者有着共通之处：即同是道德律、都强调人性、都重视权利。     

亲亲相隐原则及其现代意义

亲亲相隐原则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的一项法律制度,新中国后却被认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闪耀着现代法治的理性光芒,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