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儿童乞讨需针对性综合治理——基于比较法的经验

导致儿童从事乞讨的原因是复杂的。因此，在选择解决儿童乞讨问题的对策之前，应先探究迫使儿童走向街头的具体原因。如果政府想更有效地解决乞讨问题，就必须关注和区分乞讨者的年龄结构。有效的乞讨规制政策（法律）必须对成年和未成年乞讨者加以必要的区分。如果拐卖儿童犯罪的确是导致我国儿童乞讨现象的主因之一的话，那么政府就必须动员足够的执法力量“斩草除根”。同时，应当善于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使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解决儿童乞讨问题。在通过“打拐”切断儿童乞丐的滋生土壤之后，政府应当专注于规劝仍然在街头从事乞讨的未成年人，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儿童福利应当成为政府政策侧重点所在。     

国外怎样管理乞丐

乞丐可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久、普及最广的一个“职业”之一了，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乞丐的身影。他们行乞的手段各有不同，但都过着流浪的生活。如何救助和管理城市流浪汉，减少流浪乞讨现象的发生，成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很多国家在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人性化管理和多渠道的社会救助方面尽显爱心。同时对于那些“职业乞丐”，特别是裹胁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用流浪乞讨方式牟利的犯罪行为，     

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未成年人受抚养、受教育等权利已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却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法律体系散乱、条文过于简略、抽象等诸多缺陷。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区分亲权与监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     

“隔屏猥亵”儿童行为的入罪疑义与理论证成——兼论价值判断在性侵儿童犯罪中的刑法教义学贯彻

隔屏猥亵儿童成为通过网络性侵儿童重要新类型案件。对该类案件定性存在争议。立足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应当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价值判断，由此，“触碰身体”和“主观强制”不应当是猥亵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教义学上，对涉及儿童性权利保护的犯罪，应当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价值判断展开法规范解释，适当扩张处罚范围，允许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对涉性侵儿童犯罪，从严处罚情节应当实现弹性和张力。     

儿童乞讨法律问题研究——微博打拐与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反思

微博打拐在兴起之初实际上就已经“异化”为微博打乞,“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倡议缺乏对儿童权利的应有尊重。对于强迫型和牟利型儿童乞讨现象,当然应当严厉禁止,包括对情节极为恶劣者适用死刑、剥夺监护权等方式,但是对于自救型乞讨,显然难以也不应当采取严禁的立场。如果不对滞后的儿童保护机制进行变革,儿童群体性受害的恶性循环就难以避免。有效的儿童保护机制是社会转型的稳压器,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不仅仅是儿童保护的需要,也是平稳完成社会转型,维系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需要,期待微博打拐能够成为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变革的契机。     

儿童乞讨问题的法律思考与应对

流浪乞讨儿童问题是目前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从立法、司法、社会保护多层面、多视角予以探讨解决。在流浪乞讨儿童刑事治理问题上，要注意做到“三结合”，即预防控制上要注重打击与预防相结合，在综合治理上要注重堵源与疏流相结合，在工作机制上要注重依法审判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其次，在流浪乞讨儿童民事保护问题上，要实现“三衔接”，即权利救济上要实现实体操作与程序运行相衔接，在权利兑现上要实现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相衔接，在责任承担上要实现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相衔接。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监护人范围及监护类型

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监护人范围方面应当与亲属法编相协调，区分亲权与监护，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应限定在丧失亲权保护范围中；未成年父母所在单位不宜承担监护人职责；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也不具备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条件；民政部门承担国家监护职责并不意味着由其自身担任监护人，而在于建立足够的设施完善、人员完整的救助机构，在不能由自然人担任监护人时，由这些机构组织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一定范围的监护人施行有偿监护制度，建立遗嘱监护。     

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刍议

残疾人乞讨和儿童乞讨在当今都市随处可见，其中有的是因生活困难迫于行乞，也不乏有许多残疾人和儿童被不法分子强迫行乞。鉴于强迫残疾人、儿童在当今社会发生的严重态势，本文就此罪名的相关争议进行了讨论。     

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贯以来,我们都重视了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强调刑事诉讼是未成年人案件最后的付诸手段。即使启动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主流的思想也是认为应当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尽量不适用刑罚措施,让他们能够尽快地回归社会。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并不仅仅是未成年人罪犯单方面的行为,而往往具有相对方,也就是被害人,或者是未成年人被害人,也可能是成年被害人。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对未成年人罪犯的保护,那么势必会冷落被害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在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保护的同时,同样也应当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鉴于此,应当确立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制度,以使得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同时得到保护。     

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保护解析

当前,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合法权益,但这些措施主要都是保护他们的安全、生活等物质方面,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尤其是受教育权的保护却不足.流浪乞讨儿童处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政府作为儿 童受教育权的最终责任者,理应履行保护其受教育权的职责:通过完善救济制度、严格依法办事、提供救济渠道,使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得到真正保障.同时,救助站作为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机构,也应竭力配合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工作,这也是解决流浪乞讨儿童问题的题中之义.     

法律应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在反对家庭暴力法中,应当规定紧急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的庇护措施.首先各级政府应当设立未成年人紧急救助或庇护场所,对遭受家庭暴力侵害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庇护,尤其是对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未成年人,进行紧急救助和临时安置,使未成年人能暂时脱离暴力环境,得到应有的救助. 其次应当确定具体的紧急救助程序,规定公安、民政等部门具有依法启动紧急救助程序的法定职责,并且应当互相配合,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与安全,采取人身保护措施帮助未成年人脱离危险家庭环境,未成年人也可以自己到紧急庇护机构寻求帮助.     

实现自由与秩序的良性平衡——对流浪乞讨问题的宪法学分析

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和救助管理办法的建立并没有完全解决许多城市所面临的流浪乞讨问题,因而当今中国各大城市仍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理这一问题。本文从美国对相关问题的宪政经验出发,探讨地方立法所必须遵循的宪法学原则。和美国类似,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提到乞讨或露宿的权利,但也规定了和这类问题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结合中国和美国的相关宪政经验,本文认为政府并不是绝对不可对乞讨和露宿行为进行限制,而是必须保证这些限制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第一,它们所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流浪者或乞丐身份。第二,政府只有在具备合法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限制这些行为。第三,有关规定不得为执法人员提供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最后,要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必须建立独立的宪法解释机构,通过司法过程界定公民权利与地方权力的边界。     

从行乞权看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兼论自由与秩序的博奕

公民自由的保障是宪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行乞权入手来考察我国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本文拟从行乞权与宪法文明、行乞权与公民自由、行乞权与权利限制几方面来展开,试图回答宪法保障的公民自由是怎样一种自由,以及宪法如何保障这种自由的问题。     

宪法文本中的公民“政治权利”——兼论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是一个内涵很不确定的概念。宪法文本中的公民政治权利应当仅限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认识这一问题需要注意区分“宪法文本中的公民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及“公民与政治有关的政治权利”三个不同的范畴。刑法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作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不符合《宪法》第35条的规定,应予修改。此外,刑法有关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应作适当扩大。     

论不动产财产权有限自由与适度限制的模式与原则

所有的不动产财产权争议.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不动产财产权的自由与限制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不动产财产权自由与限制之间必须达列一定的平衡.有限的自由与适度的限制是我们解决不动产财产权冲突的重要指导思想与原则.不动产财产权有限自由与适度限制的模式为:完备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与民法保护体系--公共利益、适度国家理念--程序正当和手段合理的行政法与权利对等的私法限制.不动产财产权有限自由原则应遵循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原则、容忍义务原则.不动产财产权适度限制原则应遵循宪法审查原则、合法原则、合理原则、比例原则、公平补偿原则.遵循有限自由与适度限制原则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自由与限制、公益与私益、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权"

近来各城市纷纷划定"禁讨区",并在划定的区域内限制行乞.规定一出,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是否有权划定"禁讨区"以及是否存在"乞讨权"等问题上争议日益增多.基于此,本文结合南京市近日颁布的通知并对各大城市的规定进行比较分析,以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将乞讨行为分成为主动行乞行为与被动行乞行为,并将被动乞讨行为归结为"无受害人"行为;同时认为:设定"禁讨区"是一种合理的城市管理方式,以及并不存在着"乞讨权"这一所谓的宪法上的权利.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成人政治的一个密谋？

“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通识并且已写入有关的法律之中，鲜有人怀疑过其合宪性与妥当性。然而，从立宪主义的视野观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存在违宪之虞：一方面，这一立法的理由不能满足限制未成年人精神自由或人格权的合宪性要求；另一方面，从手段上看，这一规定又显属多余，它不具备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必要性”条件。就“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而言，“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成人政治社会转嫁自身责任并对未成年人达成强制，要求未成年人依前者设定方式成长的一种图谋。     

论乞讨的法律规制

乞讨现象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现并逐年增多,这其中有的强行讨要、有的组织他人--主要是未成年人和残疾人进行乞讨,给社会带来了较严重的危害.乞讨行为属于一种道德权利,是法律放任的自由.但如果乞讨行为超越了界限,为了保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国家法律应该干涉.中国现在关于规制乞讨的法律也存在一些缺陷,应该使其更加合理和完善.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 ,出版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 ,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法人。法律应当对言论区别不同类型给以相应的保护 ;对出版自由 ,法律既要保护 ,又要限制 ,但二者的界限尚有待明确 ;法律对新闻自由在保护的同时 ,要注意它与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与公众人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采取不同的调整手段。     

自由与和谐:不动产财产权的私法限制

私法的重要目的与任务是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保护不动产财产权。在现代社会,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其行使自由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已成为人们共识。为此,各国私法在对财产权行使自由保护的同时,普遍加强了对财产权尤其是不动产财产权行使的限制,并不断提出更高层次的限制要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禁止权利滥用、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情势限制与容忍义务等基本原则。只有有限的自由与适度的限制,才能达到社会各利益主体间的平衡,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