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党内法规如何与国家法律相协调

本文试图就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协调论述克服的办法及对策,以求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相互辅助,从而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党内法规的效力研究

党内法规的效力是其生命所在,完善的效力规定有助于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提高党内法规的可执行性。从法的效力视角分析,研究党内法规的效力既要准确界定由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效力三个方面所构成的党内法规的效力范围,又要理顺党内法规的内、外部效力关系,解决党内法规的效力冲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新时期,应当统筹党内立法,加强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与清理编纂工作,提高党内法规的制定质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与衔接。     

党内法规的法域属性和完善路径探析

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组织建设、组织规范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规范及原则。现阶段,党内法规还存在与法律衔接不畅、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度不够等亟待完善之处。因而,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党的内部治理水平。     

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关系探微

在依法治国理念提出之后,我国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党的重要性。国家法律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调整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党内法规作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依据,在规范党员行为及管理党组织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不论从社会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来说,两者都应当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应通过完善备案审查机制和建立党内"执法"与国家执法的协调机制,解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与衔接的问题。     

以法治精神统领管党治党

以法治精神统领管党治党,就是以宪法党章为至上原则,以法律和党内法规为基本准绳,以制度规范为主体方式,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有机结合起来管党治党。为此,执政党要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完善宪法法律,促进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同党的纪检部门紧密衔接。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循党章,充分尊重党员民主权利,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制度。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强化党内法规的执行力。     

法治视野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运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党内法规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发展、恢复重建和全面发展四个阶段。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既规范了党内秩序,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政党建设,又改进了执政党的领导、对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权力来源、规范内容和执行范式,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理论共通性。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运作,要加强沟通,建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运作机制;要规范程序,畅通党内法规到国家法律的转化渠道;要科学定位,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范围和边界;要加强监督,构建党内法规的审查、评估和清理机制。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结构与运作逻辑

党政协同共治是创新生态文明治理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政策、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互动模式，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形成了三者互联互动的新格局。从文本关系来看，党的政策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居于引领地位，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定、修订的依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通过制定依据、转致条款、请示报告程序等实现紧密衔接。从实践运行来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分别以党内、党外为着力点，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路径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     

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及优化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路径导向上,注重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地位作用,以保障党中央权威,通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来推进标本兼治,在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中健全制度体系,以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来引导改革目标。新时代进一步优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路径,关键在于一体推进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想违规的制度运行"闭环"。     

《法经》：有封建性内容的奴隶制法

我国法史学界长期以来将《法经》定性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刑法典。但是，《法经》制订的社会背景、过程、目的和内容不能说明其“封建”性质。相反，大量的史实说明《法经》只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一部具有封建性内容的法律，其本质还是奴隶制性质的法律。     

民族地方自治法规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关系

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是其自治权的最重要体现,但这项极其重要的权利,却未能得到充分行使。只有深入分析民族地方自治法规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关系,才能对自治法规的性质和地位有准确的定位,更好地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与进步。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危害互联网运行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及其完善

近年来,互联网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和普及,计算机及其网络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在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便捷和利益的同时,网络犯罪的出现也给社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互联网犯罪对于传统刑法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犯罪构成理论、传统的定罪标准、既遂与未遂、共同犯罪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行政法律规范的冲突

行政法律规范的冲突,包含三层含义:内容及理由的不一致,无权限,权利义务的增加、限制。规范冲突的主要形式有:范围不一致,条件不一致,行为不一致,法律概念不一致,无权限或者越权,规范的规定、精神相互不一致,上位依据丧失,时间或者期限不一致,以及前后规范不一致九种形式。     

论法律职业化教育

法律职业化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入世"、全球化、法律硕士教育、统一司法考试等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迫使与之极不适应的我国法学教育体制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应摈弃狭义的法学教育的概念,重新界定和建构法学教育的新概念,并对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不相适应的法学教育现状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互补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存在着冲突 ,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论招标与拍卖的概念及相关法律的修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交易是通过招标和拍卖这样的竞争性交易方式实现的。但在我国的实际生活、司法实践甚至是立法上都没有很好地区分这两种交易方式,这给法律适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不利于这两种竞争性交易方式的发展。招标与拍卖的区别,体现在性质、标的、程序的不同上,目前存在滥用招标这一概念和程序的现象,目前已有的涉及招标与拍卖的法律应当进行修改。     

资本运营的规律性

资本运营有其规律性,表现为必然追求价值增殖和展开竞争,从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应用,发展社会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