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一种方法论的知识——以食物为例兼说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

“格物致知”是中国学问传统(知识)中问学(求知)的方法论表率.而在“抽象”成为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霸权后,“格物”的认知方式已经与人类渐行渐远.从认知角度而言,“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中,成为“人类”(human)审视和认知自我(self)的“镜像”(mirror-imago).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可以说是以“物”为“标本”的研究,不仅体现着人类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也包含着“制造”的因素.“品尝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对传统“六经注我”式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挑战；而我国的饮食传统中的“格”(度量)是更接近于宇宙观之方法论问题.近年来叶舒宪教授在践行“格物致知”问学方式后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既是其学问之问学的整体性方法论的归纳,也是其对表述范式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人文社会科学所出现的新学科整合态势.     

民族志文本的本土实验——评《金翼》与《银翅》

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向来十分含混 ,多年来人类学在学科体系中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自主性地位。它与社会学的暖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尴尬的情状。如果一定要把两者作一个区分 ,那就只有人类学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 ,即“田野工作”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以及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文本产品“民族志”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有人译为“文化志”)把两者区别开来。对“民族志”的写作及文本形式 ,历来有一些规范性的要求。如“民族志是这样一种研究过程 :首先 ,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 ,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     

论博物民族志

在生态危机、生物—文化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学科、学术、学问也亟待重新定位。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方法都值得特别关注。近代以降，人类学与博物学成为“亲缘”学科，博物民族志是将二者合为一体的范式。然而，中西方在博物学学科认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唯能利用好中式博物学在传统认知和方法上的天然优势，尤其是中式博物学对有关“生态—生物—生命”所具有的整体性视野，以及格物致知的求知方法，方可解决中国问题，并对当代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起到启示与示范作用。因此，如何以反思的原则，利用博物学对当下问题研究的特殊效应，同时对中式博物学进行重新定位，在知识转型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资料的价值

一、民族志资料的重要性著名的人类学家Ｅ·Ａ·霍倍尔在他的《原始世界中的人：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对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中专门属于文化之记述的一个部门。”①在８０年代较新的材料如霍尔墨斯和帕里斯合著的《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则把民族志定义为“人类学家在田野工...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表现在:其一,作为电影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以电影制作为民族志实践的核心,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其二,作为以媒体运用与研究为主的应用人类学,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体的兼容并包,影视人类学在专业学术上和广泛的大众领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其三,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的研究过程当中,都逐步显露锋芒.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

一般认为,民族志的科学范式是由马林诺斯基出版于1922年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它体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科学人类学对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三要素的结合。近年来进行学科反思的学者指出,过于强调马林诺斯基的贡献其实抹煞了民族志方法早在1922年以前的一个时期就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实;更重要地,对马林诺斯基的文本和学术背景的研究表明,他所谓的"科学"民族志既包含了诗学也包含了政治成分。     

从描述、解释到批判:嬗变中的民族志写作方式

民族志写作方式不是一系列写作方法的汇总,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具体场域下的实践.它本身的出发点和目的、写作视角、修辞方法以及理论诉求等都是和人类学学科不断进步和完善相映衬的.因而从描述、解释到批判的民族志写作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民族志不断发展以及其写作方式的不断深入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类学学科不断追求"文化多样"和"人性普同"的发展历程.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医学人类学

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医学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是近20多年来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人类学中发展最快、几乎成为独立于人类学之外的一门分支学科。虽然人类学对于原始民族的健康与疾病的研究,即对他们的医药信仰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几乎同人类学一样古老,“医学人类学”这一名称只是在1963年才由人类学家斯考却正式提出。[1]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福斯特和安德森把医学人类学界定为“涉及健康与疾病的各种正式的人类学活动”。[2] 由于其名称中的“医学”认同于西方专业医学对于疾病和健康的观念,而该学科正是要对这种传统医学观念挑战,某些人主张改名为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或健康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ealth)以示区别。不过,医学人类学之名仍然广为人们接受和使用。它之中还可以再分出临床人类学(clinical an-thropology):应用人类学知识解决医学实践中的某些特殊病例。     

谈情说异：乔健人类学研究的情感面向与田野反思

区别于后现代反思与转向后“情感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的兴起,乔健人类学研究中的情感面向,并非是学术思辨和范式更迭的结果,而是一位华人人类学家包容生命感悟与自我观照的“身心经验”和“生命内省”。由抒怀、写情的田野书写到共情、共在的立场反思,乔健将其漂泊的个体生命史、深沉敏感的文学才情、参与经验的田野体悟,以及以人为本的学术追求交融一体,使“情”在其人类学生涯中成为持久而深沉的内在脉络,最终由隐而显,在晚年汇聚为“谈情说异”的跨界学术探索。     

重新发现的“原始艺术”

"原始"已是一个不易言说的概念,"原始艺术"则更加难以周延圆满地辨析。人类学这一门学科恰巧与之结伴而行,并成为对待这一问题的行家里手。艺术遗产的研究显然无法与之撇开干系。从人类学的角度来透视艺术遗产,不仅可以建立更具学理性的认知逻辑,同时,可以借鉴相关的知识传统,借助民族志的方法,在新的语境中去重新发现"原始艺术"的魅力。     

迈向全球化的中国人类学

正作为全球化孕育而成的学科,人类学带有拂之不去的全球化基因。在西方的学术脉络中,全球化贯穿于人类学整个历程。学科的创建者泰勒等人,借助海外探险者、传教士、远航船员等人的记述,拟构人类的文化进化历史与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结构—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利用与海外殖民相关的基金或应殖民地官员之邀赴海外调查,奠定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规范和学科特有的"民族志"(ethnography)学术范式,并将学科研究对象定位于"他者"和"异文     

旅游与人类学

人类学其实是一门兼容旅行文化的学问,其"商标"是所谓的"田野作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被当做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落后的、族群和空间的假定和规定.今天,一批人类学批评家先后提出了各种新的主张,如"空间实践","后民族志实践"等.这种带有"范式变革"的转型,不仅意味着民族志研究在族群和传统学科领域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对所谓"表现危机"的回应.     

什么是人类学与民族学

人类学(Anthropology)与民族学(Ethnology)是比较年轻的学科,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与民族学才成为独立的学科。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词汇和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界定也不完全一致。以英国、美     

情感与人类学关系的三个维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情感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被纳入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情感人类学正式成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然而,情感之于人类学的意义,绝不限于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或了解文化的又一个切入点。作为一种具有认识潜力的方法,情感体验正在推动人类学方法论的反思与更新。而对于田野过程中人类学学者自身情感状态的呈现与反思,也成为深化人类学表述的实验民族志方向之一。这三种维度一道,构成了当今人类学与情感错综复杂的关系,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学的知识图景。     

西学东渐:音乐民族志在中国

源起于西方人类学学理的音乐民族志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民族音乐的理论武器和方法,随着我国1980年代后的学科发展,民族音乐研究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从传统乐书描述到音乐集成(方志性专志)编纂,再到音乐民族志的书写,进行着音乐民族志化的方法探索和实践.     

民族志与现代性故事--以罗香凝《另类现代性--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渴望》为例

西方人类学向来关注的是非西方的"非现代性"故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学科反思中,西方和非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知识建构方式受到批评.民族志<另类现代性>在展示某国营丝织厂三代女工如何在所谓现代性的语境中栖居的同时,质疑了关于现代性的人类学所包含的普遍、同质的现代性的预设.该民族志充分表达了对知识建构的自觉和反思,其中女性主义的洞识及其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议程也为后现代民族志写作实验增加了新的维度,并挑战了西方人类学最顽固的预设西方(男性)自我和非西方(男性)他者的二元对立.     

对影视人类学的认识及其在贵州的运用

（一）影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建国初期就开始了。1995年4月24——28日在首都北京以此为命题召开的“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却又属首次，这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已落后于实际。因此，这个会议就更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为手段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或以人类学影片为载体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门学科，属于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史前人类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等学科不同，不是以内容为界定，而是以手段、载体为界定的一门学科。它本身是一个集人类学、影视学两大综合性理论…     

民族志经验反思

自《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出版之后,田野工作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前提条件。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就是在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真实、准确、恰当地对社会事实进行描述和解释,贯穿于人类学在民族志的材料收集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之中。特别是在全球     

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其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而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此种复义性对应于其内涵构成因素的多元性,提供了反思讨论维度的多种可能性。有鉴于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关于民族志反思所呈现出的不同研究姿态与取向,本刊特延请倾力关注此领域动向的高丙中教授为专家主持,于本刊今年第一、三、五期就“民族志经验研究”问题组织推出了一批专栏文章。值此栏目将告一段落之际,又得王建民、高丙中二位先生纵论民族志在其核心学科内的存在样态与意义,亦为本栏目之一小结。     

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其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而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此种复义性对应于其内涵构成因素的多元性,提供了反思讨论维度的多种可能性。有鉴于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关于民族志反思所呈现出的不同研究姿态与取向,本刊特延请倾力关注此领域动向的高丙中教授为专家主持,于本刊今年第一、三、五期就“民族志经验研究”问题组织推出了一批专栏文章。值此栏目将告一段落之际,又得王建民、高丙中二位先生纵论民族志在其核心学科内的存在样态与意义,亦为本栏目之一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