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市场化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公共管理的市场化治理模式,主张将市场模式和私营机构的管理途径引入到公共管理中,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公共管理方式所产生的问题,但由于忽视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该理论范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论公共管理责任的结构分化与道德整合

公共管理责任是由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三者耦合的复杂的结构体系。从来源上看,这三种责任分别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以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在公共管理责任体系中,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强调对公共管理责任的道德整合,实质上就是发扬光大道德的张力,弥合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的缝隙,使得公共管理责任体系真正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有机统一体。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人员才有可能经由道德责任的升华从而充分履行公共管理责任,真正做到以服务社会作为组织终极价值和职业终极目标,并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     

还原论:公共管理理论变迁中的不变量

运用波普尔与库恩的“理论范式演进理论”和古巴的理论构成的三种主要变量,以及理论的模式变量,对公共管理的三种主要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方法论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这三种理论的方法论是完全相同的:本体论上的确定性;认识论上的线性决定性;知识主张上的近似于直接的“对反性”;以及理论演变或扩展过程中模式变量选取的“对反性”或并列性。这是典型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由于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与当代公共管理的现实状态相冲突,因此,以这种方法论构建的理论必然面临危机。为了建构有效分析和理解公共管理本体性质的理论,必须改变公共管理理论建构的方法论。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转变公共治理主体结构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公共治理中,公共利益纷争、公共资源治理的囚徒困境和社会制度资本匮乏是影响社会主叉和谐社会构建的三个根本因素。实现对三者的有效治理,即善治,要根据“十一五”规划建议所提出的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公共治理主体结构的转型,通过公共治理主体结构的和谐,即倡导多元共治,多方参与,实现治理手段上的分权与共同治理,实现整个公共治理的和谐,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

大学与政府组织属性和大学系统发展变化的实际,决定着调整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核心是集权与分权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调整大学与政府关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大学治理是将公共管理理论引入高等教育系统、创新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新方法,为大学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公共管理目标、加强系统内部组织性和自主性提供了新视角。     

公共就业政策范式变迁及其逻辑研究

就业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石,系统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就业政策范式变迁与变迁逻辑对调整和创新当前公共就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共就业政策主要经历了安置性、统包统配、双轨制、市场化、积极的就业以及就业优先战略等政策时期,相应的就业政策范式在政策情境感知、政策问题认定、政策目标指向和政策工具选择上也存在较大的分野,但就业政策范式变迁遵循一定的逻辑。未来的公共就业政策在调整与创新上应综合考察政策环境,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着眼就业问题,借助治理的手段,更好地发挥公共就业政策在发展和改善民生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与范式转换 --兼论公共选择与公益物品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最为深刻,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模式中,对公共领域中的投票效率和投票规则、代议制的弊病和寻租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公益物品理论进而从提供和使用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模式的考察出发,否定了政府干预方式的必然性。公共选择理论和公益物品理论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是有益的理性批判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但两者要在严格意义上动摇并且更替官僚制范式尚需更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发展完善。     

知识产权善治问题研究

随着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发布,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已上升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目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管理基本上属于一种公共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使得政府在国内外挑战面前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知识产权公共管理模式的缺陷,知识产权公共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知识产权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社会利益最大化,其衡量标准是效率、回应性、合法性、透明性等价值尺度。实现知识产权善治须遵循三种途径:参与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元化。     

社会管理创新理论范式的谱系

从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管理创新逐渐形成了几大理论范式:国家主导型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社会自治型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多中心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参与型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服务型社会管理创新理论。这些范式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视角,根据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而提出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网络化治理:一种资源依赖的视角

网络化治理是建立在资源依赖基础上的一种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核心职责不再集中于经济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在于组织各种资源,创造公共价值。它主张在多样化的行动者之间建立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克服单个行动者自身资源不足的困境,充分利用网络中的资源,达成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同类型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决定了权力、交易和协商三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基层治理中集权与放权的均衡机制研究——基于青岛市B区骨干下沉机制的实践探索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缩影,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关系冲突和博弈等问题。从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视角切入,对青岛市B区专职网格党建指导员骨干下沉机制进行解析,可深度展开对微观层面上权力系统均衡机制的研究。专职党建指导员是政府介入基层治理的有效渠道,是引领基层自治的主导力量。专职网格党建指导员骨干下沉机制形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机制,具体包括新的组织机制、沟通机制、调节机制。上述机制通过发挥"人的关键因素"优势,从纵向制衡、横向平衡两方面发力,是一种试图超越集权与放权的"合纵连横"策略选择,也是推进基层治理权力系统集权与放权的均衡化实践,有助于形成集权与放权的均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逻辑、实践范式等方面剖析该机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达成良好基层治理生态的相应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公共管理的内在批判性: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现代公共管理所实现的管理主体多元化使其具有强烈的内在批判性,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范式转换体现出了一种公共批判性不断增强的趋势。作为公共管理展开空间的公共领域,本身就在公共舆论的发展中滋养、培育着现代公民的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并实体化为能够对政府进行行为监督和功能补充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现代公共管理的内在批判性在社会实践领域中展现为诸管理主体之间的相互问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我纠偏的公共组织系统。善治所实现的社会治理的自我超越性发展是对公共管理内在批判性的有力诠释。     

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

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     

治理视野下的多元主体之间的整合——市场、政府和NPO的合作伙伴关系

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是公共管理中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手段和主体,三者分别存在着失灵,但在一方失灵的时候,往往另外的一方或两方可以适度弥补这一失灵。本文从三个失灵入手,阐述在治理视野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     

村干部的角色类型与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基于上海、珠三角、浙江三地农村的考察

厘清村干部角色特征是认识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状况的切入口。村干部角色实践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存在很大差异,至少形成政府代理人、村庄当家人和经营者三种村干部角色类型,表现为行政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个人主导型三种村级治理模式。村干部不同的权力取得方式和利益实现方式是村干部角色类型的重要型构机制。村干部角色的特定偏向使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不同面向的实践异化,造成国家、村庄以及个人三者利益的失衡,由此构建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秩序和治理秩序。针对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不同问题,地方政府应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使村民自治回归其本义。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国家共振：当下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

实现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基础。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经历行政集权、政企合作、多元选择的演化阶段。应以国家共振作为政府公共决策模式内在逻辑的优化导向,通过转变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理念,打破不同决策主体思维边界,推进公共决策模式多样化实践,优化和重构当下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治理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中“协同治理”的运用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公共管理学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借鉴和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作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前沿，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各个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     

第二届中国—东盟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2019年12月14日,第二届中国—东盟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东盟国家政治文化和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以"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模式"为主题,探究新形势下治理方式新模式,推动中国—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在内的118所院校的专家学者、研究生240多人参加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