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不起诉裁量权制度的建构

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于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经过审查，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终止诉讼的活动。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是世界发展潮流，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应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存在着不起诉权不完整、适用范围小、不起诉适用比例低等现实缺陷，应当进一步扩大及规范不起诉裁量权制度，同时应完善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起诉裁量权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运用——以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权的考察为视角

2007年2月1日,高检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要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此强调合理使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实践中实际运用的具体体现。本文以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暨不起诉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为考察对象,对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检察工作的具体要求,分析了现实环境下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存在的不足并相应地提出了完善的初步构想。     

英国起诉自由裁量权之借鉴

英国的检察官可以以公共利益的标准,对案件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这是英国检察官在起诉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最为主要的表现。与国外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相比,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存在诸多的缺陷,对检察机关的起诉与不起诉有诸多不合理限制。应当借鉴国外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成份,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完善。     

论检察机关撤诉后的重新起诉

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其现实意义。重新起诉本身并不一定构成重复追诉,但因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以及撤诉后重新起诉制度不完善,被告人容易陷入"撤诉—再起诉"循环往复的泥沼。严格来说,"一事不再理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不适用于撤诉后的重新起诉,应当从刑事诉讼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精神实质出发,对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作出一定的限制。     

公诉案件撤诉的疑难问题新探

在我国 ,撤回公诉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的薄弱环节 ;其作为“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配套制度有着存在的必要性 ,但检察机关这一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审判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撤回公诉权行使的条件、阶段及事后的处理并没有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 ,相当不科学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撤回公诉权沦为检察机关逃避“错案责任”的手段 ,极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对此法律应当给予明确的规范。     

论公诉权的能量——以撤回起诉和再行起诉为研究对象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撤回起诉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检察机关往往无时间、无次数限制地随意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提起公诉,导致出现反复"撤回起诉——再行起诉"的程序循环现象,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尊严,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公诉权是有能量的,有一个耗尽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国家追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的探索与完善

不起诉制约机制是不起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设置该机制的目的在于对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已有相关规定并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从多方面改革完善：如建立不起诉听证制度;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从支持起诉走向公益诉讼——基于民事行政检察权的必然选择

支持起诉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检察机关被深化为＂督促起诉＂制度。但由于支持起诉与督促起诉的主体不具备原告的诉讼资格,因此,在实践发展中存在很多困难。但支持起诉对于不能、不愿、不敢诉的弱势民事主体的支持是合理的,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应当拓展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领域,将仅适用于刑事法领域的公诉制度,回归到以救济国家与公共利益为要义的本质属性中来。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细化路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拓展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和实现恢复性司法。为了实现这一制度的操作性,应当逐步细化具体规则,确定其法律效力,厘清其与相对不起诉之间的关系,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明确所附条件的标准,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程序,从而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该制度的价值目标。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检察机关的关系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组成的反腐败体系，然而在这一体系中存在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联合办案、各自职责分工不明确、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等等问题。本文依据我国现在的法律制度，结合我国当下反腐败体系中纪检监察机关同检察机关的关系，对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认为应当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职责的区分，避免联合办案模式，保障检察机关独立办案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建议。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我国相对不起诉的性质与适用

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也是义务。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属于有罪认定,但只是控方为提前终止刑事诉讼的便宜行事,不具有终局裁判性质。相对不起诉在实践中适用比例偏低,是同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直接相关的。     

对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现代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难以得到充分赔偿时,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彰显社会公平,应当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应尽快建立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沉默权不该再沉默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司法准则接轨的步伐加快,特别是1998年10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沉默权问题已成为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刑事诉讼法研究的热点。我国目前应制定沉默权制度,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美国刑事司法统计制度及其借鉴

美国刑事司法统计制度的发展简况、组织机构、范围与类型、主要统计项目、刑事司法统计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发布出版等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较为发达和完善。我国应结合国情,深刻认识到刑事司法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增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的、完备的刑事司法统计制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发展和完善刑事司法统计制度,为我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领域的科学决策和改革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有力支持。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证言拒绝权

刑事辩护律师的证言拒绝权是指辩护律师因保守职业秘密而在刑事案件中享有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这既是维护被控人利益的重要权利，也是维护程序正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在我国确立刑事辩护律师证言拒绝权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证言拒绝权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构想。     

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检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等各个方面,都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理解、把握"有无逮捕必要",是审查批捕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公诉工作一方面要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另一方面要依法、慎重、大胆使用不起诉权;积极、规范适用刑事和解;依法、扩大适用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切实防止不良办案倾向.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浅析完善聋哑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设置

目前我国对聋哑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设置还存在疏漏,笔者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结合当前司法实践的情况,从保障诉讼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从聋哑人的认定、手语翻译的相关制度、聘请律师、诉讼中的知情权、审判程序五方面入手,对聋哑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设置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