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危险驾驶行为适用“但书”条款并无不当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表态的法理与实践面面观最高人民法院谈话的要点就是《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条款对醉驾入罪是适用的。社会对最高人民法院谈话反响最大的焦点也在这里。大家认为,如此清晰的立法修改,立法本意如此的明显,还有什么情节显著轻微可以考虑呢?有报纸标题就直接解读过对该立法的理解:《醉酒者发动车子就算犯罪》。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法学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份额,更关系到刑法上罪与非罪的认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准鉴定结论类证据,在认定程序上存在弊端。因此,应当变革与完善我国的交通事故认定程序,从而确保事故认定结论的权威性。     

对我国胁从犯制度的考量

我国刑法理论按作用标准划分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法定的独立共犯人。对于胁从犯之说是否合理,学界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被胁迫参加犯罪”并不能成为胁从犯是法定独立共犯人的依据,它仅为一种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将其归入主犯或从犯加以处罚,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胁迫情节＂,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救济、分权与检察监督——构建我国民事执行权的三重制约机制

我国民事“执行难、执行乱“是长期困扰我国司法界的难题。其中虽有一些文化传统、信用机制与地方保护等外部原因,但根本性的原因是我国法院过分集中的民事执行权力。其解决之道是为法院的民事执行权力设置转化、分立与外部监督三重制约。     

测谎结论的制度之维：交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兼对高检发研字[1999]12号司法解释的质评

科学的发展使得诉讼证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并日益冲击着我们的证据制度。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而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适用规则等加以规范，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林权改革的生态风险及应对策略

林权改革虽是焕发林业生产力的利益大调整,但同时却可能产生一定的生态环境风险。这主要是由于林业分商品林与公益林,进行分类经营所致。两种林权的物权权能不同,带来收益与流转的权能亦不平等。由林权改革带来的潜在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生态补偿不合理可能导致公益林丧失风险、乱砍滥伐风险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风险。由于林业资源具有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属性,故在推进林改的同时应加强国家权力对林改的介入力度,以及参与式决策的形成。在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同时,调整限额采伐制度并且加强森林物种多样性保护,以应对林业改革中的生态风险。     

美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40年纵览及评介

风行世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EIA制度)最早于1969年在美国确立,之后在100多个国家、地区兼国际组织中不断推广和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环境保护与行政管理制度。EIA制度在美国的产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美国的判例法传统使EIA诉讼廓清了EIA制度的具体规定,并在数个成文法中固定下来。美国EIA制度的独特魅力在于以政府为评价对象、公众参与、替代方案等,都开创了环境史的新篇章。虽然也有负面的评价,但其为人类保护环境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从支持起诉走向公益诉讼——基于民事行政检察权的必然选择

支持起诉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检察机关被深化为＂督促起诉＂制度。但由于支持起诉与督促起诉的主体不具备原告的诉讼资格,因此,在实践发展中存在很多困难。但支持起诉对于不能、不愿、不敢诉的弱势民事主体的支持是合理的,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应当拓展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领域,将仅适用于刑事法领域的公诉制度,回归到以救济国家与公共利益为要义的本质属性中来。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法学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份额,更关系到刑法上罪与非罪的认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准鉴定结论类证据,鉴定人员应具备专业素质,享有准入资质;鉴定机构应具有专门独立的性质,以实现鉴定结论的中立性、客观性,为交通事故处理提供高效、权威的司法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民意渗透与司法应对

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03年的刘涌案,2007年的许霆案,甚至当下百姓热议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刺官事件,所引发的各种反响与回应,都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构成这种意义的元素当然不仅限于这些案件的特殊情节以及近于戏剧化的处理方式(结果),更主要的是这一系列案件推动了社会公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