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双重面向的权利——论福利权的法律性质

尽管,福利权为美国学者所采取的主要用语,但在其他不采用该用语的国家,福利权的类似争论也在进行.其中,主要涉及到福利权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福利权是道德权利抑或法律权利以及其是否需要宪法规定.而事实上,福利权可能更是一种带有混合性质的权利,在不同的面向上需要不同的保障方式.     

如何保障住房权?——比较宪法的案例思考

住房保障权在各国的宪法地位不同,在英、美它并非宪法权利,在德国基本法与爱尔兰、印度宪法上它是默示的宪法权利,而德国魏玛宪法与南非宪法则将其作为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作为社会福利权的住房保障权首先并非高深的宪法理论,而是需要具体落实的社会政策,它根源于社会的需要。而由于财政、土地等稀缺资源的限制,住房权的落实困难重重。本文重点介绍了国外几个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典型案例,其中印度与德国的案例,也许对我国住房权的实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路径与方向;而南非案例的虎头蛇尾,或许也能为中国保障房政策的完善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转型时期的福利权实现路径——源于宪法规范与实践的考察

福利权作为我国宪法中确认并加以保障的重要权利之一,在转型期的中国如何获得更好的保障,不仅仅是应对制度困境的需要,同样也应成为公法学者的关注课题。从目前我国的宪法规范来看,相关内容已较为全面。但是,其实现仍面临着诸多难题。理想的路径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确保福利权的实现,而在该制度尚未建立之前,行政诉讼及福利行政过程中的相关保障也可以作为选择路径之一。     

福利、政府与第三部门——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反思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关系到福利权制度在我国的建构.福利权的义务主体应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更不是个人.福利权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应当主动、积极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保障福利权的实现.在福利制度的模式选择上,建议我国采取政府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而且,第三郭门的发展在福利制度的建构中越来越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会权概念界定之批判与重塑

当前学界对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内涵—价值分析"、"外延—规范分析"两种路径。虽然以上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但它们都没有完整揭示出社会权概念的本质特征。社会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立基于对尊严与平等以及社会经济领域公民适当生活水准的价值追求。国家义务作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重要工具性指标,其分别涵括尊重、保护和给付三种义务类型,但在逻辑上,尊重和保护义务只是给付义务的逻辑衍生。在外延上,社会权并非意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国情因素制约,各国宪法对于社会权的规定并非整齐划一。我国宪法层面上的社会权主要包括适当生活水准权、劳动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以及受教育权等。     

论作为日本宪法概括权利的"幸福追求权"

战后日本宪法的人权序言中包含了所有现代人权宣言所应具有的要素,并将自由权、社会权均一同视为基于"人之尊严"的、具有自然权性质的权利而加以保障.其宪法第13条后半段所规定的"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即为"幸福追求权".它是日本宪法"概括性人权"的总称,是推导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根据.在宪法学理上,它可容纳所有对人格的生存不可欠缺的概括的权利;而在宪法实践中,法院则借助个案通过宪法解释从而实现对于"幸福追求权"所包含的具体新权利的确认与保障.     

社会权司法救济之宪政分析

社会权是与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宪法权利。透视各国宪政实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社会权宪法化及其救济司法化的趋势业已形成,并以三种方式呈现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宪法明确规定社会权,并视之为主观权利予以直接司法救济;二是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权,但确立了司法审查,通过适用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予以间接司法救济;三是宪法规定社会权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且视之为客观权利予以间接司法救济。很明显,社会权具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可诉性。     

通过司法实现宪法社会权——对各国宪法判例的透视

社会权是与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宪法权利,认为社会权不能通过司法实现的理论争辩早已被社会权的司法实践抛至脑后。透视世界各国宪法判例,可以清晰观察到社会权救济以三种方式走向司法化,即视社会权为公法权利的直接司法救济、通过适用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规范的间接司法救济和视社会权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间接司法救济。     

福利权、福利国家与现代行政法任务的变迁——胡敏洁博士之《福利权研究》述评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之后,当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瑞典等国家的福利制度弊病迭出时,后发展中的国家却在为福利与社会安全制度的如何构建劳神不已.在中国,与福利制度有关联的"福利权"、"福利国家"和"行政法的任务"等关键词不断地呈现在学者的论著、政府的工作报告甚至大众媒体之中,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当下社会主流话语之一.     

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

世界各国宪法保障社会福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宪法中列举各种社会权利的"社会权"保障模式,另一种是仅在宪法中明确建设社会国家的原则或者类似条款的"社会国"保障模式。从我国《宪法》的现有规定及其变迁、宪法的解释与学界的解读看,我国属于"社会权"模式。"社会权"保障模式的缺陷是随着民众追求平等意识的成长、市场机制的扩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福利可能借助宪法无序、无限地扩张。通过淡化社会福利的权利性质、转变社会权的合宪性审查的方向、扩展反射利益推进社会福利以及贯彻宪法设立的可承受性、适度性原则,可以推进我国社会福利宪法保障模式由"社会权"模式向"社会国"模式转换。     

福利要体现权利而不是权力

正有人说,当前中央的一系列反腐举措影响了职工的正常福利水平,典型例证是中秋节连一块月饼也不发。这一说法引发持续热议。现代社会,职工福利是一项基础性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称,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可见,作为权利的福利应得到尊重和保护。那既然月饼都不发了,是不是意味着职工享受福利的权利被侵犯了呢?其实,即使那些嚷嚷最凶的人也心知肚明,他们的福利之所以受到重拳冶理,是因为"职工福利"已经成为一些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搞"小金库"、吃请送礼和"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绝佳借口,     

美国宪法上的福利权论争--学理与实践

本文回顾了美国福利权发展的历史,对围绕美国福利权性质所展开的若干学理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以法院受理和审理福利案件的过程为分析脉络,从司法节制、诉讼成本、制度选择和判决实效等角度,分析了福利案件司法审查过程中需要面对的诸多因素和问题.     

妇女平等就业权的宪法维度——性别就业歧视普适性评价标准的切入

妇女平等就业权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性权利,是妇女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妇女宪法"人格尊严"的重要机制.中国宪法上的平等是一种形式平等,这种立法模式下妇女平等就业权也是形式平等下的宪法权利.形式平等下的妇女就业平等保护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危机,为走出危机,破解妇女就业平等保护的困境,必须确立就业性别歧视的普适性评价标准,并以此为基石,整合妇女就业平等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基于贫困治理的实证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政府改善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公民社会福利权尤其值得关注。论文以信息技术在G省贫困治理中的应用为例,剖析信息技术应用影响社会福利权实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应保未保"问题,造成贫困群体社会福利权的旁落。在个体层面,迫使贫困群体不得不在社会福利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做出选择;在技术层面,遭遇"数字边缘化"的贫困群体被排除在信息化福利体系之外;在社会层面,"数字标签化"强化了贫困群体的"福利污名",加剧其心理障碍从而放弃社会福利权;在制度层面,扩大了制度排斥的覆盖范围,造成福利权的"强制性缺失"。该研究为信息时代的社会福利权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维度,也为政府在推进数字治理进程中更好地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权提出政策建议。     

宪政视角下的听证权初探

听证权是一种从宪法正当程序和其他基本权利中推导出的宪法性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实现的权利,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听证权的制度化建立在主权在民的深厚法理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它能够加快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宪政化步伐,对实现社会正义、形成宪政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机制。     

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模式研究

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模式经历了法定权利模式向授权合同模式的转变。在法定权利模式下,福利是一项新财产权,因而直接获得宪法中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授权合同模式源于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否定了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并要求福利领受人与获得授权的地方政府签订公共救助合同,通过履行一定的义务来获得政府福利。通过授权合同的签署,部分州对福利领受人的程序保护有了新发展。比较而言,司法机关在法定权利模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立法机关则在授权合同模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模式的发展,对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

在当代中国,制度性疏导应当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问题的基本选择。作为基本人权与宪法权利,联合行动权的存在与运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联合行动权的行使本身凸显了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促使人们关注这类问题(包括规则本身)的严重性质与解决机制;宪法秩序范围内的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以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本身具有宣泄社会不满的功能并从根基上稳固社会。刑法在由联合行动权行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面前,应当保持基本的理性与宽容,包括立法的“犯罪化”、司法的“犯罪化”与“刑罚化”。     

论“社会权”的给付行政保障

"社会权"系与"个人自由权"相对应的新兴人权,是当代"福利国家"人权的重要内容。"社会权"的国家保障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给付行政。给付行政行为作为一项授益性行政行为,体现为"国家生存照顾"之积极义务,其范畴涉及提供基础设施之行政、社会行政、促进(助长)行政、资讯行政等领域。给付行政行为适用"重大事项保留"原则,主要通过公法和私法协力的方式实施。     

公民司法救济权的入宪问题之研究

司法救济权是宪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其行使与保障首先需要由宪法做出安排。司法救济权与诉权在制度化的发展轨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司法救济权的入宪,绝不意味着是对诉权的简单重复。我国宪法并无关于司法救济权的直接规定,这种状况不仅淡化了宪法在保护公民司法救济权方面的功能,割裂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在权利保护上的联系,也使得司法救济权这样一项基本人权被淹没在非基本权利之中而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否定。基于司法救济权本身所固有的特定的宪法含义,只有将其纳入公民宪法权利的体系范畴之内,才能给予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才能给各项具体诉讼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提供最高依据和准则。     

论退休权的宪法保障

我国宪法中规定的退休权,属社会权的范畴。退休权与物质帮助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保障权内容。我国宪法中有关退休权的规定不符合实践需要,应当进行修改:在主体资格上,应扩大退休权的权利主体;在实现方式上,应将退休权彻底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中。同时,在实践中,应当对退休权、劳动权进行合理平衡,才能正确处理诸如“平等退休权”、“强制买断工龄侵犯退休权”等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