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电子治理的主体选择:网络治理结构

当今电子政府的建设由于过于崇尚电子技术的工具取向,而忽略了其最为本质的、比技术更高层面的价值以及由此蕴涵的塑造新的治理结构与治理形态的契机,因而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符的新的关系与权力结构模式,电子治理由此成为了电子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利用网络与信息技术所塑造的虚拟平台并构建一个柔性化、电子化的动态性网络治理结构,必将以其所具有的各种核心优势而成为电子治理主体的现实选择。     

业主协会参与美国城市治理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业主协会是美国近三十年来少有迅速发展的社会组织,其已成为美国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业主协会解决了美国历史上分区制和集体财产流动的两大难题,并在业主、政府和开发商三元利益推动下向美国其他地区不断蔓延。以HOAs为例,从组织结构、财政收支、人力资源、职能定位和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对其运作模式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通过HOAs与政府运作机制的比较,指出业主协会在美国城市治理中的优势和困境。抛开业主协会在城市治理中的传统优势不论,重点反思了其在社区隔离、自治反噬和权责匹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城市治理的警示意义。     

试析转型期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塑——基于线型治理结构向网络治理结构转换的考察

在转型场景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国内转型发展的挑战、自身内在的基因缺陷以及治理失灵构成了我国线型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多维动因.网络治理是世界范围内新兴的公共治理范武,具有理论内核的优质性和实践验证的有效性,成为公共治理结构的转型目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要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重构规范多元治理主体行为的制度设计,重建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治理能力.     

WTO与治理视野中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在全球治理变革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式下 ,政府将进行重大变革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都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但是我国第三部门却在静态特征和动态运行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因此要在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指导下 ,加快第三部门的发展 ,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变 ,促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

<正>在善治的理论基础上,基于政治安全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治理主体创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在治理机制中,由于政府、社会组织和志愿部门等主体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也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其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2)治理理念创新——从舆论管制向舆情引导转变。首先,鼓励培     

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方治理进程中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不足是地方治理进程中遇到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加强网络管理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绩效,实现地方公共事务的"善治",是网络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承担和履行"元治理"角色的首要任务。当前,在适应社会变迁、推动治理变革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急需强化网络管理各个阶段的责任和核心能力,以消除地方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实现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研究

完善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和健全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机制是防范企业年金基金风险和保障计划受益人利益的关键。根据中国信托型企业年金计划管理模式的特点,科学合理地阐述了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并分析了包括内部控制、托管人委托限定、信息披露和中介机构监管在内的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机制。     

E‐Governance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Union Cities: Reshaping Government’s Relationship with Citize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allenge to governments is to improve citizens’ trust in governments. The Internet aids good governance by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and customer‐oriented service delivery.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European Union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xpanded their presence on the Internet. This article present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nature of e‐governance initiatives in cities across Europe. The findings could be of interest to cities interested in determining how their online presence compares with that of other cities.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to enhance governance in local governments, but the focus of the ICT applications concentrates technologies on the management and delivery of services rather than on other areas. The Internet is not yet running as an effective medium facilitating democratic inputs into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ur study shows that technology is behaving as an enabler within preexis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与跨区域治理——“哈大齐”工业走廊与松花江水污染案例分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区域管理正在从传统的都市区(Metropolitan)管理过渡到巨型都市区(Megapolitan)或者城市走廊(City Corridor)的管理.从社会技术系统(Societal-techno System)视角,将区域管理作为一个涉众系统(Multi-actor System)考虑,研究物理系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研究基础设施网络和跨区域治理关系,探索涉众系统情境下的政策制定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哈大齐工业走廊案例和松花江水污染案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整合具有嵌入性特征;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所形成的城市网络,其核心功能体现在"分散的集中化"上,以保证有效的基础设施整合、分工网络的形成和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在跨区域治理政策制定中,应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组合的基于规则和过程的涉众情境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如何使其顺畅运行,取得稳定的运行状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稳定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识别了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3个变量,进而提出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假设,最终形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资源依赖还分别对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关系质量中的信任和沟通也分别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承诺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据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注重治理主体资源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性,重视关系质量的维护。     

法治框架下德国地方治理：权力、责任与财政——以德国莱茵-法尔茨州A县为例的分析

力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参考德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公共品供给为线索,描述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实施与监督的全过程,着力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权力分配、责任结构和融资途径,以及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监督。认为,影响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明确规定不同层级政府权力、责任的法律体系,乡村治理的结构,以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其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法治化、辅助性、市场化、公共利益取向、财政主导的融资渠道、健全的监督体制,以及良好的政府间关系。中国地方治理的转型则应该更多地从制度规定、公共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地方自主性的发挥、普遍的参与,以及有效的监督等几个方面来思考。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Interactive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Dutch Practice

Nowadays all kinds of processes of citizen involvement can be observed in practice. We label them as interactive governance in this articl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brings with it new proto-institutions that can conflict with existing institutions of decision making. We analyze these institutional tensions in several Dutch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Our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is a "missing institutional link" between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the formal municip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teractive governance needs better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from becoming meaningless and useless in formal decision making.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是草根力量以维护其利益为目的,运用网络技术组织的抗争性集体行动。草根政治运动在网络空间兴起是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结果,也是网络时代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网络政治动员、网络舆论批评监督、网络政治参与,它有利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优化,也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政治秩序稳定带来极大的难题。因此,对网络空间草根政治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原则,引导与规制并举,现实政治与虚拟空间治理并重,使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建设性力量而非颠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