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与性质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债权人与执行债务人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产生中止执行的效力。如果执行债务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债权人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对原执行名义的执行,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和解协议。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行债务人滥用诉讼权利,利用执行和解逃避执行,严重损害了执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与媒体的广泛关注。〔1〕一些学者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并结合两大法系普遍规定诉讼和解具有执行力的立法现状,主张用赋予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力的…     

司法信箱

法院能否受理该执行申请？编辑同志：我院有一案件判决生效后，债权人没有向法院申请执行，双方当事人又达成了和解协议。债务人按和解协议履行一部分后便不再继续履行。债权人又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该案已过申请执行期限。请问我院能否受理该执行申请？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曾秋荣曾秋荣同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２６６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还能恢复对原生效判决的执行吗?

河南方城县杜良凤问：某厂作为某公司的担保人，经法院判决负连带清偿责任。判决后的执行过程中，由债权人申请，在法院执行人员主持下，某厂、某公司和债权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某厂的现金、汽车抵债。某厂在协议规定期间履行完毕。但在此50天后，法院又突然出具裁定书，说某厂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在未对被担保公司追偿的情况下，恢复执行原判决，将某厂的资金10万元又划给债权人，而来将原已履行的现金、汽车退还某厂。请问，当事人在执行中达成的和解协议算不算数？本刊法律部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1条第1款的规定，在执行中，双…     

论执行时效制度之理解误区及其矫正

执行时效是指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之私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而不应当是指公法上强制执行申请权的存续期限。债权人申请执行时,法院不应主动审查、适用执行时效。执行时效届满后,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的,应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仍可就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执行时效届满后双方对债务重新予以确认或达成新的履行债务协议时,亦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效果。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和重新计算,应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申请执行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的,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时,因法院对本案执行程序采取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之处置方式的不同,其时效中断效力的认定也存在区别。     

“吴梅案”与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机制——兼与王亚新教授商榷

基于对现行法的严格解释,"吴梅案"中确认的规则只是对"二审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可以阻碍生效一审判决的执行"问题作出了否定回答,并未将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的效力扩张到二审和解协议。对"被告履行和解协议后原告申请继续执行原生效判决"的案件,应当允许继续执行。此种规则可以拓展到其他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执行中的和解异议不能纳入执行异议中处理。如果允许被执行人另行起诉,可能会带来新判决与原执行行为的冲突问题。对此,现行法尚无法解决。     

执行和解协议中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保护与规制

【裁判要旨】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对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既需要保护,也需要规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却申请要求法院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则法院未予准许其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是合法的。     

检察和解基本问题研究

检察和解系检察院针对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申诉的民事案件组织双方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就法院确定判决所处理或者尚未处理的民事纠纷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并永久性或者临时性终结检察抗诉程序,但不影响检察院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检察监督的任意性纠纷解决方式。基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量,赋予检察院以任意性纠纷解决功能具有正当性基础。然而,任意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属性决定了检察和解具有严格的限度性,必须遵循自愿、合法、尊重确定判决效力、当即履行或者督促履行以及有限排他性等基本原则。     

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

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和运用,能有效而及时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执行和解协议的产生和履行必然会对执行程序产生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和救济途径规定得不够完善,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问题。在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现行立法提出建议。     

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所作调解协议的执行保障模式及其建构

《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创设了投资补偿争端调解机制，但未规定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所作调解协议的执行保障模式，亟需进一步规范。虽然两岸投资争端的主体双方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但调解协议达成后的投资争端补偿方式为典型的债权之履行，调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特殊”的民事合同。故而，在现行法律架构下，可依民事诉讼中的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应尽快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该类案件的管辖法院、受理条件、审查标准、效力与执行等内容，依法保障两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审和解后的法理逻辑:评第一批指导案例之“吴梅案”

二审和解后撤诉与撤回上诉皆有可能,但撤诉应受更多限制。一审判决生效后法院应依请求按法定条件立案执行,协议未履行不是立案条件。既判力"标准时"后达成的和解协议可变动判决确定的民事债权,但不能冻结或取消执行力,法院应依请求判决排除原判的部分执行力。和解协议具备成立要件和有效要件即为有效,与是否违约无关。法律已规定违约责任,不必也不应援用诚信原则。对债务人的实体异议应无选择地依实体审理程序处理。由于未能把握前述法理,"吴梅案"出现了多个问题:混同撤诉与撤回上诉,违法设置执行立案条件,错误理解生效判决和和解协议的关系,异议处理程序欠缺正当性,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裁判要点与裁判理由不符,案例名称不当。     

论恶意抵押

恶意抵押指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债务人仅与债权人之一设定抵押 ,以减少债务人的一般担保 ,而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抵押。恶意抵押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的客体 ,因此可以被其他债权人撤销。恶意抵押中抵押人的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需要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民事程序选择权：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

民事程序选择权是从处分权分离出来的一项权利,这一权利的提出,对完善民事诉讼立法,对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程序的一般性与当事人需要的特殊性、程序的差异性与利益的可转换性是选择权得以存在的基础。程序性、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有限性是该权利的特点。单方选择与合意选择、明示选择与默示选择、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绝对选择与相对选择是其丰富形态。应通过扩大可选择程序的范围、改进已有程序、设立专门性的纠纷处理机构、对行使选择权进行阐明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程序选择权制度。     

与ADR相关的保密制度探讨

与ADR相关的保密制度在结构上包括需保密的对象和保密义务的承担者两方面,其渊源包括要求保密的法律或规则以及当事人间的保密条款,要求ADR程序参与者或当事人彼此对包括意愿、建议、陈述或承认等在内的所有的在程序中透露的信息进行保密,但是,如果当事人同意、法律要求或者为实施或强制执行调解协议也可以或不得对部分信息保密,即存在保密例外     

二审和解撤诉後当事人反悔，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能否强制执行

民事二审和解撤诉之後，一方当事人反悔，另一方当事人能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判决？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对此问题并没有规定，实践中法院、当事人、检察院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五花八门。笔者以为：一审法院判决效力的认定是解决该类争议的关键。对此，笔者首先厘清了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的区别，然後又从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角度层层推进，最後得出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反悔後执行一审判决，此时的一审判决才是有效的，其他情况均为无效。     

论民事诉讼二审中和解协议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2号指导性案例评析

民事诉讼二审审理期间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撤诉,但被上诉人反悔,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争议,其实质乃为二审中和解协议性质认定的分歧。我国宜采德日"一行为两性质说",承认和解协议同时具有私法行为和诉讼行为两方面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2号指导性案例对此问题的明确,对维护裁判统一和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仍未能穷尽司法实践情形,也缺乏对上诉期间和解协议性质的考虑。     

Cryptocurrencies are (smart) contracts

The functioning of cryptocurrencies like Bitcoin ultimately depends on participants’ agreements to selectively disclose or conceal information. Various arguments suggest that those agreements amount to a large multilateral contract to which all participants are parties. That multilateral agreement is automatically enforced through smart contract technology. Therefore, cryptocurrency “wallet holders” are simultaneously creditors and debtors of smart contract claims vis-à-vis their cryptocurrency community.     

May Mediators Draft Settlement Agreements?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urrent law in various states as well as the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egarding whether a mediator‐lawyer may draft a settlement agreement at the conclusion of a mediation. It includes a look at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between a lawyer and a mediator and concludes with a recommendation on how California should approach whether a mediator‐lawyer should be allowed to draft a settlement agreement for parties at the conclusion of a mediation.     

赡养协议制度——对一种新型农村养老模式的分析

赡养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赡养协议是对赡养义务的具体化。赡养协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老年人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下降、青年人赡老养老意识的淡化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家庭养老仍占重要地位。赡养协议作为一种新型的温和的预防和解决农村养老纠纷的方式。它有利于切实实现“老有所养”。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能够为养老纠纷的解决提供一种温和的非诉讼的求解模式，有助于减少或化解赡养人之间，以及赡养人与被赡养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家庭养老机制的巩固和完善。     

法治语境下的公安调解

公安机关调解了大量的社会纠纷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符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服务社会的法定职能,也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一种纠纷解决形式,公安调解协议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