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冲突的解决机制——欧美宪法司法实践比较的视角

美国、英国和欧陆的司法实践在处理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冲突的解决机制上存在着公共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承担责任标准、适用对象、举证责任以及侵犯名誉权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差异和特色。透过案例的背后，造成这些差异的影响因素诸多并且十分复杂，包括历史和经验的形成、宪政理念和文本的适用、法院的角色和能动作用、减少政府保护主义的推动、宪法学说的影响等方面。在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的问题上，这些都对我国实现宪法理念的转变和坚持现实主义的宪政保护路径有所裨益。     

论网络民意的形成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有权通过网络了解社会事件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网络这个新型媒介中公众自由讨论社会事件并逐渐形成一个主流意见,叫做网络民意。这种网络民意往往会因为同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存在冲突而质疑法院的判决,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在充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加强对网络民意的规制,使民意和司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已成为新的探索方向。     

多元化社会转型期的言论自由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实践中形成的所谓“言论—行为”两分法逐渐使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趋同。世．界各国与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概念与范围之明晰界定存在不同见解：如何区分对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程度有多大、法律限度的标准为何，保障手段如何运用都存在争论。同时，社会处于多元化转型时期，各种利益需求冲突摩擦，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等价值如何权衡显得尤为意义深刻。为了有效保障中国言论自由之路的顺i利拓展，借他山之石内化中国言论自由的价值，权衡各种利益，在制度建构方面有所努力。     

试论公民的言论自由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在公民权利之中,言论自由是极为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利。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系统论述:1.言论自由的界定与范围;2.言论自由的特征;3.言论自由的权利属性;4.保护言论自由的理由;5.言论自由的保障与界限;6.各国与我国言论自由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试论新闻监督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影响

新闻监督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随着网络的发展、资讯的进步,新闻监督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宪法规定了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但是法院的审判也要受新闻监督。新闻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能够让公众行使知情权,促进司法公平,但同时也可能会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甚至出现“媒体审判”的不正常现象。完善新闻监督法规,加强司法公开,是解决新闻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相冲突的有效方式。     

新媒体时代律师助推美国网络言论自由发展

新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新课题,其产生与"新媒体"的迅速壮大密不可分。其中网络平台的言论自由保护和规制问题,已成为其中最为突出和核心的问题。美国作为言论自由保护宪政实践最为发达的国家,在网络平台言论保护方面也有其独特一面,供职于大型科技公司的律师在制定着全球网络言论规则即是典型范例。律师在制定企业言论政策时,无疑会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带来的影响,同时需要关注最高法院关于言论自由案件的司法判决,更为重要的是综合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国会就言论自由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     

商业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考

商业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为商业目的而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的自由(或权利).商业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其宪法地位为宪法文本和宪法判例所确认.商业言论自由之宪法保护的意义在于实现经济领域的言论自由、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控制政府权力.商业言论自由对于言论自由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商业言论自由既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明证,也丰富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内涵.在权利类型上,商业言论自由具有言论自由和经济权利的"竞合性"特征.     

论人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或基本人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成文宪法以及相关的区域性与国际性公约所确认。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自由是人之为人所必须,是一个人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人权的基本性;言论自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社会宽容的尺度和标志,体现了人权的宽容性;言论自由应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尊重,体现了人权的国家义务性;言论自由还应该扩充至经济领域,体现了言论自由的经济性。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具有普适价值。     

“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据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法国良心”的伏尔泰的名言。这句名言一直被美欧媒体和政客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作为捍卫“言论自由”标志性的符号。但随着一系列与“言论自由”沾边的重大事件在西方发酵，“言论自由”这一无可动摇的价值观开始陷入漩涡。从英国的小报丑闻到法国的新书《勒庞万岁》，     

法院角色的社会学意义分析

对于法院角色的认识应该兼具两个方面，即内部规范的形成和法院角色形成的外部条件，在对法院角色的基础性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也要思考法院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只有从不同侧面来加以分析，才能对法院在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有一个较为深刻的思考。     

以“三个代表”为指针 努力构建法院文化

构建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坚持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阐释了法院文化的具体内涵，并结合实际，系统地指出基层法院构建法院文化的可行途径，以期对各级法院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进行改革有所引导作用。     

舆情下的审判——法官对舆情压力的应对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还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一个案件通过媒体进入民众视野后,大部分民众对案件的关注,更多地是建立在已有的先见之上,而不管法律下的事实认定。由此,舆情给法官审判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下,面对舆情,法官应当根据预期受众、社会共识度和社会效果,或侧重详尽事实、或加强说理论证,有选择地完善判决书,法院应当从舆情规律的把握出发,采取分阶段引导舆情和建立舆情危机应对机制等措施,帮助法官直面舆情、积极减压。     

媒体对犯罪案件评价的实效分析——从典型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出发

媒体与法院的关系,历来便是一个涉及言论自由、司法公正的重要课题.媒体作为监督司法公权力不可或缺之载体的同时,也会给予司法审判以压力.司法如果基于舆论的压力轻易作出顺应舆论的判决,势必会造成司法公信力的低下,激发舆论干预司法的热情.基于此,探讨和研究媒体评价与审判公正的契合与差异以及如何构建二者的协调机制成为必要.     

网络言论自由的私法限制

不同领域内的言论自由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因此不同领域内的言论自由应有不同的保护标准。当私人领域内的言论自由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衡平各方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对言论自由的行使进行合理限制。网络言论和传统媒介的言论相比,具有开放、随意、宽松、自由、虚拟等特征。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要考虑到网络空间的特殊性。     

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网络言论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传播媒介的显著特点;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二是网络言论自由与公共管理的冲突;因此,对网络言论亟需进行必要的法律限制。     

网络言论自由中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网络言论自由在促进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因其匿名性、即时性、个性化特征,言论的随意和放纵亦随之出现。假以网络言论自由的名义实际上违反言论自由的言论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冲击,这一方面有言论者言说的策略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网络受众自身的原因。为了网络言论自由在生活中得以真正落实,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促进网络言论自由积极作用的发挥,强化对其负面作用的规制。     

执行难与法院执行机构设置

作者认为近几年出现的法院执行难问题，既有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法院执行机构之不完备有密切的联系，要改变这一局面，须对法院的执行机构作合理调整，加强领导，补充力量与设备，并建立类似合议庭负责制之执行错案追究责任制     

论言论自由的刑法保障——一个罪刑法定视野的关照

言论自由是宪法中最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刑法承载着保障言论自由实现的功能。我国刑法没有就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规定专门犯罪,而针对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规定相关犯罪予以处罚。因此保障主要应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即刑法规定内容及其适用之适当性的要求,通过限制言论型犯罪的处罚范围来实现。具体方法就是对相关犯罪作合宪性的限缩解释,使得某些即使是不当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不用面对刑罚的危险,以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     

从权利利益化视角谈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

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冲突解决机制受制于民法关于名誉的调整模式,从而使二者的关系或者体现为权利与利益的关系,或者体现为利益与利益的关系.普通人向公众人物转化过程中,其名誉权因权利运动而实现利益化,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利益冲突.我国立法将名誉权设定为具体人格权,但应通过立法以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避免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的关系转化为权利对利益的绝对优势,而扼杀言论自由.对公众人物名誉权应采取弱化保护,通过利益衡量使其弱于言论自由,以强化对公众人物的社会监督.     

言论自由与国家的新角色——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介评

面对言论自由领域的"沉寂化"效应和新闻媒体被市场"俘获"的现状,欧文.费斯从社群主义出发,在民主制的价值目标下重新定位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将平等筑入言论自由体系,改变了其传统的一元价值模式,从而获得了国家干预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国家在干预言论自由中扮演着两个新角色:管制性角色和配给性角色,而这两个角色能否成功的标准是能否达到促进公共辩论强健、提高公共辩论品质的实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