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质契约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目前在我国解禁流质契约是具有合理性的，对发展和完善《物权法》有所裨益。我国流质契约制度重构的路径应选择条款允许的立法主义，立法方案的选择以修订性方案为妥。     

劳动契约自由与劳动者经济权利实现

劳动契约自由是劳动者经济权利不断增进的制度基础和重要推动力，劳动契约的权利不对称是劳动者经济权利受到侵害的制度根源。劳动契约的制衡与规制是有效维护和实现劳动者经济权利的现实路径，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组织程度；（2）充分发挥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3）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规范和发展员工持股制度；（4）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机制。     

农村义务教育中"两免一补"规定的法律分析——以行政给付为视角

"两免一补"行政给付在法律规定,运行程序和法律救济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补偿立法,程序中增加说明理由和听证程序,完善诉讼制度和法律外途径,形成一个完善的"两免一补"程序运行及保障机制.     

经济体制安排的缺陷使诚信缺失

目前我国大量失信现象的存在与我国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制度不完善有重要的关系,首先是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其次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信用制度的安排应从人伦信用演进到契约信用,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市场信用体制。     

单位制度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嬗变

社会关系模式是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交往与联系的普遍方式,身份与契约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度的建立促成了准身份的盛行和契约的消解。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度的改革推动了准身份的弱化与契约的复活。从目前来看,准身份去而未除,或将长期存在;同时,契约刚性结构虽已建立,软性文化支撑却有待完善。因此,应当在大力推动从身份到契约这一主导性趋势的同时,适当推行从契约到身份作为其补充和完善,以实现契约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风险代理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作为律师收费的一种方式,风险代理的产生也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结果。风险代理不仅可以使律师具有制度保障的责任意识,避免律师、委托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还体现着程序公平和契约精神。然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社会心理、信用缺失等因素则影响着风险代理的绩效,因此,建立法律服务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监督机制,并重视风险代理的制度限制与制度互补成为风险代理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拆迁补偿争议和解的困境与出路

蕴涵平等、民主、自由和契约理念的和解制度在拆迁补偿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引入，对于有效化解拆迁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制度之有效运行尚面临行政价值观念错位、行政和解体系和制度缺失、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自身制度不完善、房屋拆迁制度设计不合理、相关配套制度滞后等诸多困境。为此，应在转变行政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以使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走出困境，有效运行。特别是要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法》，改革完善房屋拆迁制度。     

论私法上的“从契约到身份”运动

梅因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表现出相反的＂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但是复归的并非古代的特权身份制度;复归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或抛弃契约,而是要共同发挥契约与身份的社会工具性价值;并且,复归并非是学者们的臆造,而是受到新人文思潮的推动和法律主体结构变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复归运动仍然面临我国＂缺少契约、旧身份泛滥＂的国情、原有契约理论的阻碍和新身份制度体系不完善的挑战,需要学者们发挥先锋作用,推动该运动的发展。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机制

自2008年开始,我国农村逐步实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不仅是完善我国农村公益事业投入机制、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农村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针对当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增加投入力度,加快落后地区公益事业建设;扩大补助范围,探索有效的奖补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和程序,整合财政资源;加强监督,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     

试论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评《公司法》第二章第三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一人公司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公司法以专节对一人公司作出特别规定,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并又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对其予以规制。但是在探讨一人公司立法上不完善之处,提出相应立法建议。     

谈“买一赠一”

"买一赠一"在市场经济的确立之初起着积极作用,但它的弊端却显而易见.本文从"买一赠一"的法律性质着手分析,对于"买一赠一"所属合同类型进行界定;并就赠品存有瑕疵或缺陷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式.     

"一对一"证据的审查运用

“一对一”证据多发生在单独实施的犯罪行为中 ,都属直接证据 ,而且多属言词证据。因此 ,在“一对一”证据中应着重对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的审查判断 ,从而确认和采信证据 ,对案件作出正确认定。     

深化国际警务合作 助力“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促进"五大洲"经济发展的世界战略。国际警务合作作为一种法治保障力量,对"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我国开展的国际警务合作,虽然有较大跨越,但还存在起步晚、传统思维影响大、体制僵化、国内法规不完善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警务合作的纵深发展。应从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警务新理念,建立"一带一路"专属性国际警务合作机构,完善"一带一路"国际警务合作的法律体系,构建"五大合作机制"等方面深化国际警务合作,助力"一带一路"。     

社会主义经济"三位一体"的公式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十年间随着我国发展、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获得了重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突破性的创新。经济学成果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形成了日臻完备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以及新时代的要求。     

一事不再理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

以实体真实主义为理论基础,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在制度设计上秉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原则而走向了一种司法理想主义。然而,司法实践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汲取“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精华,科学重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对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重构,还是对于一个法治国家的建成,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队一室”警务运作模式述评

“三队一室”警务运作模式的核心价值是在不增加警察数量的前提下,通过对公安机关现有警力资源的挖掘与重新配置,将警力下沉,警务前移,增强公安派出所综合战斗实力。其运作模式为,在派出所成立治安巡逻队、刑事侦管队、社区民警队和综合内勤室,辅以政策、制度和装备设施,保障它有序高效地运行。它的出现顺应了社会现实需要和公安工作改革的要求,体现了我国警务改革开始迈向“无增长改善”的趋势。“三队一室”模式是结合城市治安特点提出的,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运行中还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完善。     

关于"一稿多投"现象的思考

"一稿多投"是许多编辑工作者所头疼的问题,但此现象却呈现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之势.简单地将责任归于作者或出版单位都是有失偏颇的,只有把二者的利益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善意和恶意的"一稿多投"进行分化,从体制入手,让"快发"的目的得以实现,让"多发"的目的受到压制,加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交流、沟通,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四位一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式演进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根据时代的要求,在不断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与思考,在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上实现了三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一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四个现代化＂的飞跃;二是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飞跃;三是从＂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飞跃。     

"Last One Kilometer" Dilemma in Rural Poverty-alleviation Proj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By examining the ope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in Z Count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lemma of these projects to be both process oriented and result oriented. To be specific,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projects lacks precision; project resources have tremendous difficulty in long term effective integration; farmers in poverty stricken areas have not yet established adequate organizations; compatibility of project benefit sharing call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s to the reason behind these problems, the inequality among various subject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has shaped their differentiated objective demands and logic of doing things, and informal power connection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monopolistic” posi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elites. This deprives impoverished farmers of the strong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such projects. Finally, with the weakening of the project correlati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ject benefits can hardly be guaranteed. Based on all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lem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village project integrated planning, adjusting the project management power distribution, and forging subjectivity of impoverished farmers in project particip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