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维稳过程中惯性思维的展呈、原因及其矫正

管治视阈下基层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重视体制维稳而忽略制度维稳；重视维稳结果而忽略维稳过程；重视事后补救而忽略事前防范。这种管治型的维稳思维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的维稳与民众的维权陷入非理性博弈状态。要有效矫正基层维稳的管治思维定式，应当从“管治”走向“共治”，让民众从维稳的对象转变为参与维稳过程的主体。只有从民间组织介入、完善基层维稳问责评价体制和提升政府公信力入手，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基层维稳工作中“共治”思维缺失的问题。     

基层维稳进程中民间组织参与问题探析

如何实现负有维稳重任的基层政府和无法有效进行利益表达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及其限度。在基层维稳过程中，缺乏理性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利益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通过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过程可以有效发挥其信息传递、利益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能力的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应有作用。     

我国基层维稳面临的现实困境及理性选择——以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价值和限度为视角

在当前基层维稳进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表现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无法实现良性互动,破解这一难题的理性选择在于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非政府组织参与其间的价值及其限度。通过非政府组织参与基层维稳过程可以有效发挥其代表民众进行利益表达、实现信息的双向传递和集体行动及交往理性化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应当理性地看待非政府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因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空间、功效、动员力和公信力等都是有限的。     

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路径探析

如果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不从保障民权入手,不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仅靠单纯的＂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和信访＂一票否决＂等手段,长此以往,会使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叠加和发酵,最终会造成基层社会的不稳定性,动摇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因此,要实现基层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有序运行的理念应当是基层政府理性对待公民的维权行动;有序运行模式应当从单纯的秩序维稳型向民权保障型维稳机制转变;有序运行的路径应当构建以＂民权保障＂为前提的法治型维稳机制。     

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建构探析

维稳问责机制的日益强化与公众利益诉求的日益凸显，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正面临着运行成本非理性、运行行为非理性和运行目标非理性的困境。建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实现基层维稳主体的多元化；改变维稳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扩大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将基层维稳的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     

基层:“权力的最后一公里”

社会的发展,落脚点在个人;国家的治理,立足点在基层。从古至今,治国理政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基层治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矛盾问题的交汇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方面,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承担相当的责任和压力,存在干群矛盾隐患;另一方面,压力型体制的限制让基层治理难度重重,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矛盾使基层治理常常陷入"双维困境"……     

“买断索赔权”是政府职能错位

据报道,河南登封市君召乡多位村民因工作条件恶劣得了尘肺病。因得不到企业赔偿,这些病人不断上访、维权。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之后,2009年起,乡政府陆续与十几名尘肺病人签了"买断索赔权"协议:病人将索赔权"转让"给政府,政府赔偿4万-5万元,病人不许再上访、起诉,如果违约不但交还赔偿款,还要倒赔2万元。官方称买断尘肺病人索赔权,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基层维稳的不得已之举。     

克服传统法律文化负面影响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实施将全面推进中国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进程;有效理顺中国的立法秩序,提高各级人民政府立法的合宪性与合法性;能够及时纠正党政机关行政决策普遍存在的合法性缺失问题,扭转由此带来的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的局面;用制度创新保证司法独立是防止权力越位干预司法、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统一性的必要措施。法治文化就是要使法治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成为指导政党、政府、各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文化"指令"。     

《你好,公安微博!》专题报道之一 公安微博这一年

从2010年2月广东肇庆公安局率先开通微博,经过整整一年,公安微博已经发展到500家,占全国政府微博的70%,关注的民众已经超过千万。当前广大公安民警收入并不高,却从事着繁重、艰苦甚至危险的工作。虽然公安民警仍是人民群众值得信任的群体,但有时受到的误解也很多。民众往往容易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将一些司法不公的深层制度问题迁怒于公安民警,一些负面事件很容易被舆论放大。公安开微博,是直接面对、有效解决问题,从而有效为民服务的一次有益尝试。利用微博揭开神秘面纱,广泛倾听民众呼声,及时沟通互动,不仅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还有利于与民众沟通情感,增加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与支持。     

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

近年来,当阳市扎实推进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试点,坚持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2011年成为全省七个无非正常上访、无进京上访县市之一,信访稳定工作连续3年在省考核中名列前茅,被评为省信访工作先进单位。一、用群众工作理念引领信访维稳工作。我们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中国基层执法中的相机选择:从策略赋权到话语使用

在基层执法领域,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的推诿、执法队伍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冲突,都是相关主体对于行政执法权采取相机选择策略的结果。既有研究局限于末端执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将执法机构的权力配置视为"默认设置"项,忽视了初始权力配置对于执法策略选择的影响。行政执法权的选择性执行包括垂直互动关系中执法权的选择性下放,水平互动关系中执法主体间的选择性协同,以及政社互动关系中执法队伍与相对人对合法性话语的选择性利用。在垂直互动维度上,乡镇政府的赋权诉求与县级执法部门的控权惯性共同塑造出权能有限的乡镇综合执法机构,从而为基层执法权的运行设置了初始条件。在水平互动维度中,受制于条块结构约束和政府科层制特性,不同执法队伍之间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协作机制,促使横向执法协作流于形式。在政社互动方面,党政体制所依赖的两套合法性话语,即伦理化的"人民政治话语"与理性化的"法制话语"之间的张力,塑造了乡镇执法权的名实分离取向,是文明执法诉求与暴力抗法实践两张皮现象的结构化动因。对于基层执法领域相机选择的三维互动分析,突出强调了初始权力配置与党政体制合法性话语对执法行为的重要影响,可以拓展和深化现有的基层执法行为研究。     

探索流动人口活动规律实施流动人口动态管理 --厦门市公安局依法管理暂住人口的经验

流动人口的无序流动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给流入地的人口和治安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厦门市公安机关根据特区实际,紧紧抓住流动人口管理这个"龙头"不放,建立并逐步完善管理机制,包括依照住宿地管理原则,抓好房东管理,落实"谁留宿谁负责";抓好基建工地民工管理,强化"谁用工谁负责";对工厂、三资企业的外来人口实行用工单位管理负责制;集中居住,对外来人口进行公寓式管理.实施暂住人口管理的新思路为电脑联网,全员输入,七日核查,推进管理.坚持依法管理,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依靠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协调,对流动人口实施综合治理,实现社会治安的良性循环.     

新时代我国基层政权建设的实践难题及路径选择

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落脚点。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实践难题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基层政权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基层政权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冲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有待理顺、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关系发生变化。而要科学解决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理顺基层政权的财权与事权关系,重构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构建新型和谐政民关系。     

试论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执法责任制

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在内在制度和外在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其原因在于认识不到位 ,工作不规范 ,保障力不强 ,评议考核制的设计和实行不完善 ,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完善地方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 ,应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法理和工作原理研究 ,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规范内容和具体制度 ,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规范形式     

文本与实践的悖离——对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解读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20多年里,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实践对文本的不断偏离,致使村民自治难以充分实现其治理绩效。文章借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制度分析与行动者概念,通过对村民自治生长与变迁路径的解读,合理诠释了其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与具体实践间的悖离,应归因于国家在村民自治的制度建立与实践运作过程中限制了村民的主体性,因而难以实现其基层民主训练的愿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于控辩协商基础之上,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是这一制度中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程序对审查起诉和侦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为保障认罪协商的实质自愿性和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增强平等协商的可能性;以有效辩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功能;在保留被追诉人上诉权的同时,要从上诉事由、二审审理方式等方面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在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间进行平衡。     

言说的短路与表达的困境——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分析

当前社会频频发生的话语事件揭示了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一方面,政府言说出现了广泛的短路现象,其表现是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说缺位,不被信任,难于理解,伤害民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公民表达也存在着许多困境,诸如不被倾听,得不到重视,效率很低等。行政话语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与专制政治的历史惯性、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称、表达能力的欠缺、双边互信的衰落以及官僚语言的特性等密切相关。超越行政话语的危机,要求从理念、制度、技术和技能等方面创造条件,建构和完善多元化的行政对话制度。     

从织里事件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2011年10月26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发生因当地个别税收代征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引起童装业主集体上访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作为劳务输出地基层干部,参加了安徽省赴织里工作组,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开展工作,事件得到妥善处理。几位参与事件处理的同志受到启发,对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了一些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的嬗变与审思

道德榜样叙事作为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持续展开并不断进阶。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发生了整体性嬗变,表现为:主体从主客二分转向主体间性;本体从单层面转向多层面与耦合化;媒介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和全媒体;环境从现实性转向"虚""实"交融;思维从单向式"灌输"转向沉浸式引导。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应把握好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努力做到政治为魂、受众为本、内容为王、协同为要,不断增强道德榜样叙事的生命力、关怀力和感召力,促进道德榜样叙事行稳致远,更好地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满足新时代人民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期待。     

涉诉信访现状分析与法治路径选择--以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涉诉信访的法治化路径选择,是推进"平安城市、法治城市"两大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首先厘清和明确三个问题,即涉诉信访的概念及功能定位、申诉和再审程序进一步细化与规范以及信访案件效度评估机制。鉴于成都市涉诉信访的现状,其法治化路径的选择还应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是规范法治理念下的涉诉信访制度;二是完善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使司法的最终裁决权得到体现和保证;三是完善与党政机关的衔接和协调机制;四是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健全涉诉信访的秩序保障机制;六是提升司法公正,提高案件质量;七是深入基层,加强检察监督和法治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