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攻坚期的问题分析与突破策略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途径,是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举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克难期,要解决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以系统化思维,战略性选择,科学的理论方法,绩效管理的策略来突破文化观念的束缚、体制性障碍、特别是利益的"雷区",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实现新突破。     

困境与重构：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善行政问责制度.     

论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同构

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在生成过程、主体承担、功能作用上都是具有同构性的,从变更行政文化入手来提高政府效能不失为一种合理选择。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在生成时间、生成空间和起点上都是交织的,同时政府效能的建设主体与行政文化主体也是同样的,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类同的作用体现在维护政府合法性及有效回应社会需求作为自己的价值旨归,都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都是政治建设的一部分。     

论加强我国的行政文化建设

本文从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入手 ,旨在说明改变我国行政文化的现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行政管理当中所面临诸多问题的重要性 ,以及建立一种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我们自身发展的意义 ;表明一种积极的行政文化所应该包含的价值准则 ,并指出在我国现行行政文化的基础上 ,全方位的宣传教育与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相结合乃是建立一种新的 ,以民主、效率、法治、服务、社会平等与公正以及竞争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行政文化的必经之途     

论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行政文化建设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发展的目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服务型行政文化的支撑。加强服务型行政文化建设,能够促使我们尽快转变观念,破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的障碍,从而达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的。     

“潜规则”的行政文化论析

“潜规则”是一种隐性的却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文化,是滋生哺育腐败的文化基础。“潜规则”行政文化表现为正式组织下的派别集团化、公共权力和价值的异化、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等,因此需要从制度、规范化行政裁量权、主体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和先进的行政道德理念的培育等方面加以遏制。     

行政文化中的帕金森现象与政府机构改革

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立国的时代,文化时时刻刻都在熏陶、影响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判断,它在人们的行为选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行政文化中的帕金森现象是政府机构臃肿的根源。构建＂反帕金森现象＂行政文化、治理型行政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服务型行政文化以及企业型行政文化等新型行政文化模式,已是破解帕金森现象之症结,以促进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关注的课题。     

行政问责必须实现五个转变

要使政府行政问责达到应有的效力,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即在制度上,由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转变;在行政理念上,由消极被动问责向积极主动问责转变;在主体层面上,由以同体问责为主向同体、异体相结合,以＂异体＂问责为主转变;在客体上,由结果问责为主向结果与过程并重问责转变;在运作层面上,由暗箱问责向阳光问责转变。     

社会转型期的行政法律文化创新研究

行政法律文化的创新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确立现代行政法律意识,从行政管理法律文化向控权型或平衡型行政法律文化转变,走行政法律现代化的普识之路。从行政法律文化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行政法律文化不仅应该向行政法治文化发展,也体现在其应进一步向宪政文化方向发展。     

论边疆多民族地区行政文化建设的问题及内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体系转轨,行政体制运行过程中行政文化失谐的现象逐渐凸显出来,一些行政主体法治意识欠缺、政治责任意识淡薄、政治信仰弱化和公共服务理念缺失,严重影响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构。边疆多民族地区行政文化建设的困境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社会转型期权力制衡制度的欠缺,社会发育的不足,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和行政主体的素质欠缺等。     

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起源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强化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由于行政审批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革。但目前的改革只是浅层次的减量型改革。改革面临的困境是政府自身的权力和利益障碍。因此 ,改革的取向是 :彻底转变行政管理理念、同步进行行政体制的改革、进行长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区域一体化的瓶颈在于行政管理体制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转轨的制导性环境,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而行政区界线和“块块专政”却是全国市场资源分割的主要障碍和制度瓶颈。为此,必须破除行政管理体制障碍,促进市场经济转轨;必须注重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整合,为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从“孤军深入”到实施“配套推进”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应当把我国经济区纵向同质性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块”,实施梯度推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必须培育区域合作联动空间组织,尽快建立有效的经济一体化主体组织机制;必须改革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平衡补偿机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门利益”问题

部门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它的存在阻滞政府职能转变,破坏法制统一,滋生寻租腐败,使改革与初衷发生偏离,成为建立现代公共行政体制的器质性障碍。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制度建设,从体制和制度上有效治理部门利益,才能推进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根本转型。     

以行政文化建设引领政府职能转变

要顺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一定要大力倡导和建设行政文化，靠行政文化引领职能转变。要创新行政观念文化。牢牢确立“科学”、“高效”、“让群众满意”等行政理想；牢牢确立“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等行政价值，并以此作为职能转变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取向。要创新行政制度文化。树立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意识，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制度建设过程就是深化改革的过程；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创新行政行为文化。坚持求真务实，实干兴邦，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廉洁奉公，风清气正，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构建

在数字社会,电子化行政成为政府数字化的主要方式。但是,电子化行政在行政基本法典中的主体定位和制度构建依然是难题。电子化行政的逻辑起点包括合法性逻辑、主体性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因此,对我国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法律构造应该从主体构造、权力构造和责任构造三个方面展开。在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时,我国应该从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责任分配制度、建立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完善涉电子行政平台诉讼制度三个方面展开。     

我国应当健全行政垄断法律责任制度——以《反垄断法》第51条为基点展开的探讨

我国《反垄断法》第5l条对行政垄断法律责任追究方面的规定尚有两个重大缺陷,即法律责任形式单一和执法主体悖论。行政垄断能否得到有效规制,很关键和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健全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具体包括建立有效的民事责任制度、完善行政垄断的行政责任制度、设置明确的刑事责任制度和完善行政垄断法律责任的执法机制。     

政治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行政道德思想与当代政府文化的培育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是培育当代政府文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从整体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作为“硬实力”的政府制度建设；二是作为“软实力”的政府文化建设。政府文化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软实力”和核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积极培育当代政府文化，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的澳门行政文化建设

建构服务型政府是澳门特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取向,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服务型行政文化呼之欲出。但是,受制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官本位观念、人治观念、宗亲裙带观念、片面的重商主义和博彩文化等历史文化残余仍制约着澳门新型行政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要克服这些传统制约、促进澳门服务型行政文化的发展,就要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其提供目标导向,以多元的文化传统为其提供文化基础,以港澳珠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为其提供物质基础,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其提供制度基础,以社会团体的规范和发展为其提供社会基础。     

寻找行政与文化的合理契合点——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思考

目前理论界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文化内容和行政文化主体两个方面。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应该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合理契合点,把涉及人与人关系中范围最广的文化和代表一个社会公共权力运作方式的行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在此基础上,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密切结合行政管理实践需要和发展趋势,合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数字政府”下的行政文化变迁

由于受到入世、技术手段的演进、社会不断进步发展这些环境变化的影响,政府管理方式方法也随之变化。为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加快数字政府实现的步伐,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文化和新的行政理念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