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城市新贫困:扶贫之囿与治理之道

我国的"城市新贫困"问题呈现代际传递、人口老龄化及机会公平剥夺的新特征。对"扶贫"现状的反思呈现了当下城市新贫困"治理"之弊;将"扶贫"等同于"治理",因而城市新贫困治理的理念缺失、主体单一、模式僵化,"扶贫"始终耽于"授人以鱼"的困囿。循由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逻辑进路设计建造城市新贫困的治理之道,关键在于秉持公平正义价值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城市新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以解决就业为导向激发城市新贫困群体个体潜能。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探索

扶贫信息化建设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扶贫信息化总体上属于互联互通型的信息化模式,存在着实践应用价值的局限性。可构建精准嵌入型的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以实现扶贫信息化在精准、广度、效度、技术支持及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能够深入契合当前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应对扶贫中的新问题,推进未来政府扶贫的深入发展。从现状来看,我国扶贫信息化建设因特定原因,尚存在扶贫信息功能发挥、扶贫主体信息互嵌以及扶贫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确立新型贫困治理信息化理念、以信息精准嵌入优化扶贫信息功能,以及完善政府扶贫信息化的制度保障等途径,建构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促进贫困治理精准化。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重要论述的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基层工作实践、国际国内环境变迁带来的全新挑战构成了习近平开展扶贫脱贫工作的理论之基、历史之源和时代之势。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具体表现为:"有的放矢"的扶贫脱贫格局"、科学高效"的扶贫脱贫策略"、授人以渔"的扶贫脱贫方法"、合作共赢"的扶贫脱贫实践。这些理论内涵逻辑地构成了具有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物质扶持和精神关照相并存、当前发展与未来进步相结合等鲜明特点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构成了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脱贫工作的实践指南,并为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精准扶贫中造假行为的成因及治理

在精准扶贫中少数地方政府存在造假行为。从博弈论视角分析这些地方政府造假成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央政府许诺贫困地区脱贫后,原来扶贫政策措施不改变,导致这些地区地方政府造假时能取得当地贫困农户的配合;其次是因为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托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了逆向选择,接受了地方政府的收买,容忍和接受了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治理建议主要有:从有利于反腐败的角度看,贫困地区脱贫时中央政府应取消这些地区原来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对贫困户实行权利和机会的扶贫;实行低保和贫困标准"两线"统一,以免给地方政府造假留下制度空间,同时,建立系统全面、分类的救助制度;要采用市场、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一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治理;要加大力度建设透明政府。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破解政府治理高碳的“效率困境”——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分析

政府在激励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治理高碳的效率却存在着"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现象。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来看,政府治理高碳能力受到低碳发展的价值观、治理高碳的行动意愿、政策供给的偏好影响。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由于存在认知差异和获取信息、资金和技术的能力差异,导致治理高碳的政策供给和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中呈现出"效率困境"。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建立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的协同机制,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治理高碳中的重要作用。     

PPP扶贫模式研究

我国贫困治理过程是不断追求扶贫效率提升的过程,精准扶贫理念下,扶贫效率被放在核心位置,PPP模式旨在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在扶贫领域推广PPP模式是扶贫改革的重要方面。PPP扶贫模式是PPP模式在贫困治理领域的具体运用,具有多方面的效率性,也有其特征、运用原则及难点。提升PPP模式扶贫效率,需要充分保障社会资本的适当利益,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注重扶贫对象的项目参与度,创新PPP扶贫绩效考核。     

从“投放-遵守”到“参与-反馈”：贫困治理模式转换的内生动力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际,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时。为实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目标,如何激发内生动力以消除相对贫困形成长效机制,就成为当下理论探讨的重点。内生动力的激发有其深层的价值论基础,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其形成机理做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从而找到激发内生动力的恰当方式。这首先需要通过对扶贫工作常见的"投放-遵守"工作模式之历史作用和现实困境的揭示,发现它通过价值评价体系释放影响的机理,进而分析这一模式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的劣势和不足,廓清它与激发内生动力的预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对这一矛盾的阐释中展开价值评价体系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从而提出一套激发内生动力的正反馈系统——基于"参与-反馈"模式的扶贫工作新思路,即牢固树立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贫困治理价值体系,形成多方共同参与,多维解决贫困,整体协同推进的系统有效的贫困治理保障机制。     

农村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

共同富裕是我国贫困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充分发挥政策效应，采取有效的政策干预已成为推进农村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脱贫群众由于长期接受超常规政策的扶持，产生了政策依赖行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持续优化贫困治理政策搭配组合，根据不同类型的政策依赖行为分类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动力，消除其依赖心理，完善贫困治理风险防范机制，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政府治理下的精准扶贫:机理、模式与挑战

政府治理下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是"绣花"功夫与"组合拳"并用。"绣花"功夫是通过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来识别贫困的最重要途径;"组合拳"是通过精准扶贫的"输血"模式与"造血"模式相结合,以完成中央制定的2020年我国全面脱贫摘帽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等五种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来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在这五种基本模式基础上,地方又衍生与创新出一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包括党建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和旅游扶贫等。扶贫模式的地方创新,丰富了实现脱贫摘帽的手段。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局部问题与挑战,这需要政府发挥治理和扶贫的主导作用,转换精准扶贫思维,为最终实现全面脱贫摘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兼论精准扶贫的社会意义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即精准扶贫缺乏对农村内部关系秩序的"保护"。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适应性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