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自治之间: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发的思考

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商会及其规制的学理探究和制度进言。商会的制度角色定位涉及我国政府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向、政府主导与民间自发生成的商会的协调与整合问题;在规制的目的和正当性、合法性问题上,涉及政府规制的基础理论和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问题;在规制的工具类型上,涉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如何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的基础上,引入激励型规制等新型规制工具,以提高规制绩效。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发展研究

动态社会契约论论证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主体多元,食品安全规制主体由两元对抗走向多元和谐,规制价值应然逻辑也从单维一元发展为多维多元,形成多种食品安全规制模式.运用交易成本、规制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为经济参数对行政性规制模式、经济性规制模式和社会性规制模式进行实然分析,整合现有社会规制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功能互补、机制协调和力量互动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

现代社会之下,政府规制难以应对各种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强化个人、企业、市场的自我意识极为重要,因此如何引导私人主体积极主动地展开自我规制,将成为国家规制模式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就导致行政法上各种主体的责任需要予以重新分配,一方面要充分诱导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展开自我规制,重视私法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自我规制进行后设规制,强调行政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的衔接和协调。同时,实行社会自我规制,强化法律与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自我规制的行政法浅析

自我规制是在历史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变动的过程中确定的一种规制方式,对立于政府的强制规制方式而存在。它在政府单方面的规制出现失灵的情况下,要求市场中的私人经济主体在实现私益的同时完成公共利益的考虑。只有在市场里建立＂市场调节——自我规制——政府规制＂的多元结构,才可能完成国家与社会的改造。     

论互联网分享经济的合作规制模式

分享经济语境下的自我规制主要指平台规制，与传统意义上的行业自我规制具有共性 也存在差异。自我规制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激励漏洞等问题，基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可发现其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也存在诸多不足。而对于政府规制，其不仅会出现规制失灵，而且很可能滞后于分享经济的动态发展，无法满足分享经济的规制需求。要实现互联网分享经济的合理规制，必须有效 整合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的优劣，引入合作规制模式。合作规制不是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结合，而 是政府与私人主体为实现规制目标，在规制的全过程保持合作。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来看，我国分享经济的规制模式正在从政府规制走向合作规制。     

我国利用FDI领域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FDI(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现象,我国政府对其采取全面的规制措施。根据规制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政府规制的同时出现规制失灵现象难以避免,我国在利用FDI领域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即源于此。针对这些现象,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法律规制措施,以规范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及政府的规制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利用FDI的立法体系。     

行政法视野中的民营经济与政府规制改革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规制改革关系密切。其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府规制和行政法理论实践产生了重要冲击。而政府规制改革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法治环境,政府采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策工具和执行工具来实现规制目的。文章在阐述和梳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电动自行车为个案,对政府的规制形式和规制程序进行了剖析,并以此为契机展望行政法学的新领域。     

行政检查、行政约谈能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吗?——基于网约车平台的“大数据+准实验”研究

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平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如何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提供充分的论证与解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性风险这一议题,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下的威慑与遵从逻辑,研究采用“大数据+准实验”的设计思路,将网约车监管中的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政策干预变量,以公众微博文本中挖掘的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利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政府规制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行政检查基于强制与惩罚对平台产生了威慑效果,行政约谈通过劝服与对话促成了平台的遵从行为,二者均能有效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干预当期政策效应显著但不具有长效性;(2)行政检查、行政约谈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规制手段强制力的高低对规制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威慑性规制的效果更为稳健。研究将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扩展到平台规制这一新兴技术治理领域,丰富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为从公众评价的角度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证明,行政约谈与行政检查的...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

现代国家的规制系统往往是复杂而庞大的。在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中,应当否定和废止的规制大量存在,同时,应当肯定和强化的规制同样大量存在。本论文将视角锁定在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分析上,着重探讨如何在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意思决定的科学性、专门性,强调对各种信息的梳理、排除和活用,围绕立法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公正性和社会公正性以及由此而得以确保的社会可靠性展开探讨,在民主参与、专门性输入及评价、救济等专门性保障的意义上,来构筑规制立法和政策形成的正统性。     

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规制行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政活动,可以归入传统的广义行政行为体系。行政法视角的行政规制研究,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更要注重体现行政法学的自身特点,重点研究行政规制权、规制主体法律地位、规制行为的合法性、对规制主体的规制、被规制主体和利害关系人法律地位及权利救济等问题。我国行政规制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强化或者放松的路径抉择,而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运用历史分析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区分不同领域、因地制宜,有进有退、快慢结合,并且重视规制手段的选择与不同领域内不同目标的相适应性等问题,科学构建和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行政规制制度体系和实现机制。     

金融领域的原则性监管方式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监管当局都面临着如何实现有效监管的挑战,金融监管方式作为提升金融监管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相关的研究非常必要。近年来,与传统规则性监管方式相对应的原则性监管方式日益受到金融监管当局和学界的关注。文章基于对国外原则性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并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环境,提出原则性监管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作为一种公私融合的监管治理方式,其在监管规范的制定、监管执行、监管文化重塑等三个层面上仍值得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吸收与借鉴。     

论行政区划的法律调控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传统的以行政控制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行政区划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和功能定位,将其纳入法律调控的范畴。行政区划管理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如行政区划的设置主体与权限、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与等级、行政区划的设定标准、设置程序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对行政区划实行法律调控需要相应的立法保障,既要确立行政区划管理须遵循的法律精神,也需要建立法律调控的具体制度。     

政府审计风险的程序规制

经济结构的复杂化、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增大了政府审计风险,呼唤与之相适应的规制工具。审计程序以其兼容性、中立性、可操作性等品质而成为审计机关规制风险的首选工具。针对我国审计程序存在条款少、风险规制不足等缺陷,亟需从影响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关键点入手进行程序再造,以提高审计机关识别、化解和预防风险的能力。     

对"资本弱化"进行规制的思考

“资本弱化”这种避税方式近年来日益引起国际税收领域的密切关注,这种避税方式与转让定价、注册避税港公司等避税方式相比,形式更加隐蔽,实践中不易觉察和对其进行监管。本文针对跨国投资者使用“资本弱化”避税的目的,结合国际实践,根据我国立法现状,提出目前对“资本弱化”的规制措施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对如何将资本弱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稳定的同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了深入探讨。     

Regulation of assisted conception services in Europ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for 'the family'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widespread variation i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assisted conception services throughout Europe and the implications that this may have for what is understood as 'a family'. At present, access to assisted conception services appears to rely on a 'traditional' notion of the family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large numbers of potential service users are excluded. We believe that the existing state of assisted conception legislation already demonstrates a turn to the postmodern.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this turn to the postmodern more explicit and take it further towards what we argue is its inevitable conclusion. It is argued that a postmodern approach should benefit both assisted conception service providers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service users through an emphasis on localized knowledge, acceptance of difference and 'otherness', and a recognition of the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of human behaviour.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     

试论我国证券监管的模式

证券监管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理论同样适用于证券 监管。我国的证券监管工作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如证监会的法律责任不明确等。 目前,西方国家证券监管有不同模式,我国应借鉴有益经验,在加强证券监管中,注意 从几个方面着手：正确选择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法制建 设;优化监管体制设计。     

非法经营罪规制目的的预设与生成

非法经营罪在实践中存在扩张适用的倾向,被认为是“口袋罪”,对其司法适用有必要进行限缩。传统限缩方法是采取等价解释,但无法对该罪的规制目的予以合理解释。立法者在创制该规范之际并无明确的目的预设,且可能希望该罪的规范保护范围通过自发方式在司法中生成。在整体法秩序发展之中,基于经济、法治等外部系统的变化,非法经营罪除了要保障行政许可制度之外,还应越来越关注对市场调整方式的现实保障。行业性的合规制度作为市场调整的方式,将成为判断非法经营罪的根据。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标准管窥

新闻自由与政府管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没有政府管制的新闻自由会导致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侵害 ;没有新闻自由的政府管制会导致专制与独裁。对新闻自由的管制 ,最重要的是确定管制标准。美国的新闻自由管制标准主要有“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我国宜在区分“公言论”与“私言论”的基础上 ,分别借鉴“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确立对新闻自由管制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