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侦查理念与模式的重构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及诉讼证据规则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适应新形势下司法改革的要求,通过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侦查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重新审视侦查的地位,转变传统侦查理念,提升侦查取证的质量,确保侦查活动经得起审判检验,以期适应并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语境下的主办侦查员制度构建研究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符合刑事诉讼规律的侦查、公诉、审判模式。为了从刑事司法源头上确保各个诉讼环节的刑事司法属性,必须建立科学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运行机制,破除司法权的行政化、地方化倾向。在公安侦查领域,主办侦查员制度的构建要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标,设立相对独立的侦查机构,建立主办侦查员员额制度、独立办案制度、责任终身制度和职业保障制度。     

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看我国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也是确立审判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要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必须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化是较好的切入口,也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举措。     

论审查逮捕制度诉讼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同时,提出"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审查逮捕制度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审查。从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立足我国现实,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诉讼化改造提出思考和完善路径。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下的公安侦查工作应对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侦查活动中需要树立起服务审判、面向审判的理念;在证据收集上要求全面、合法;在侦查终结移送证据材料时要求完整。针对这些要求的提出,公安侦查机关则需要积极面对,改革思路,可以从完善侦查活动的刑事立法、强化未全面移送证据材料的人员的责任、提升公安机关侦查能力以及加强与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上的沟通与合作等方面进行。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我国侦查工作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会深刻地影响我国侦查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重新认识和界定侦审、侦诉关系,其中建立新型侦审关系的重点在于强化审判对侦查的制约、建立新型侦诉关系的重点则是密切侦诉之间的联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也对侦查调查取证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强化对证据的审查、完善调查取证的方式;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还需要克服侦查本位的观念,切实树立证据裁判意识和诉讼意识。     

从全面取证到规范保管:侦查环节证据运用的法律规制

刑事证据的全面收集与规范保管是确保侦查质量,实现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全面取证而言,需扭转传统办案思维,摘掉有色眼镜;需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需重新划分警检各自权力范围,探索借鉴"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规范保管的视角而言,需建立阶段性证据详细记录机制;建立证据调取的规范化机制;需保障证据保管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当然,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依法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应当贯穿整个办案过程的始终。     

侦检一体化：刑事侦查程序构造之最优化设计

使侦查活动与当事人主义、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趋于一致,是刑事侦查改革的必然趋势.实行侦检一体,实现两者职能的合一,并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已刻不容缓.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反思与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起诉、司法业务考评等配套制度，以契合审判中心之要求和庭审实质化之价值。     

“以审判为中心”对公安机关侦查权行使的影响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意味着审判是诉讼过程的中心环节,庭审职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言辞原则被充分贯彻,控辩双方实力得到了均衡,证据裁判原则、法律定纷止争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都将与之前"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的特征有所区别。在"以审判为中心"制度下,影响侦查行为的主体扩大,公安机关侦查权行使时受到了法院、检察院、辩护律师越来越多的影响;公安机关侦查理念落后,警检活动相互脱节、公诉效率低,证据证明力不足、放纵犯罪等问题就显现了出来。公安机关必须从转变侦查理念、密切警检关系、提高侦破案件能力来入手,以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     

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从改进侦查内部机制的角度

近年来,刑事错案被屡次披露,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司法的民主、进步,另一方面民众对司法的公正产生质疑。这不禁带给我们深思,错案是如何发生的,怎样才能避免错案的发生?文章从改进侦查机关内部机制的角度来探讨预防错案的发生,以期能够警示侦查机关加快队伍建设,顺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转变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内部侦查监督,从源头上预防错案的发生。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人像鉴定在案件侦破中的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案件侦破由以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审判为中心,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以审判为中心,关键是以证据为核心。人像鉴定是侦查活动中进行对象身份识别的重要手段,其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诉讼证据。在侦查活动中,人像鉴定可以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获取口供和其他证据,亦可认定犯罪嫌疑人,实现零口供定案,在案件侦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情况研究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运而生,目的在于简化诉讼流程,提高司法资源利用效率。以杭州市某公安分局的200起刑事案例为研究对象,得出当前侦查讯问中适用认罪认罚存在律师辩护帮助缺失,供述自愿性、真实性难以保障,证据证明标准降低以及量刑建议不一等问题,应该从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坚持证据证明标准不降低、健全监督机制以及加强量刑规范化四个方面来完善改进措施。     

审判中心视阈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审判中心视阈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不仅应当考虑该制度在程序分流和降低司法成本方面所发挥的提升诉讼效率应有功能,而且应当强化其服务并服从于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需要的基本理念,从而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置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宏大背景中促使二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本文试就审判中心视阈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分流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完善建议。     

审判中心主义的中国理据及其司法要义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以审判为中心”对公安刑事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更高的调查取证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比例上升、公安侦查人员出庭的压力增大、不起诉及判决无罪的案件增加、辩护律师与公安机关的对抗性增强等诸多挑战。公安机关必须多措并举,转变执法理念,全面提升取证能力,提高证据质量,确保侦查移送的案件经得起庭审质证和法律的检验。     

审判中心语境下主办侦查员制度之检视与重构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阶段,侦查质量直接关乎审判的效果。主办侦查员制度是审判中心语境下提升侦查质量、完善司法责任制、应对侦查人员出庭的必要举措。构建符合审判要求的刑事侦查体制必须明确主办侦查员制度的范畴,破除其内在的制约因素,构建出符合侦查实践与刑事审判要求的侦查机制。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C市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为样本

将"庭审实质化改革"作为法院系统探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可以有效对抗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所形成的"侦查中心主义"和"案卷中心主义"。探讨我国语境下的"庭审实质化",就是要立足于改革背景,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情况,总结试点经验,从角色、制度和技术三个面向出发,妥善处理检察官系司法官的定位问题,充分利用侦、审阻断机制,发挥庭前会议功能,切实落实证人出庭制度,加强控辩审庭审技能,让裁判理由真正形成在法庭,全面实现"审判中心主义"。     

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效力问题研究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刑事侦查应紧紧围绕审判这一中心环节,以为庭审提供合法证据为工作重点。采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材料如何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在庭审中得以使用,就成为了摆在侦查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为解决技术侦查材料证据效力问题,防止技术侦查材料因取证方式、存在形式等不符法律规定而被作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一方面要从侦查权的行使入手,对侦查权加以制约并且兼顾在审前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要从所获证据材料的转化入手,通过把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划归到八类法定证据当中,进行转化适用。     

对侦查羁押制度的反思

中国曾经以前苏联为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刑事司法制度。然而,1992年,俄罗斯联邦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在审判前阶段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了“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面对俄罗斯的刑事司法改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侦查羁押制度的种种弊端。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之所以屡见不鲜,且侦查羁押的适用呈现出工具化、普遍化的现象,究其根本,在于对侦查羁押的认识存在种种误区。为此,有必要对侦查羁押的属性及其正当性、侦查羁押应当体现的诉讼理念、限制侦查羁押的法律原则进行理性的思考,从而为构建合理的侦查羁押制度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