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模块化组织与数字政府的三维框架

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是时下政府组织理论突破的主要方向，而主流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平台—连接”路径，还是“界面—重构”路径，不但存在概念化的缺憾，而且没能彻底解决决策权分工这一组织设计的根本问题。对此，文章从经典的决策权分工假设出发，以西蒙的模块化思想为基础，重新探讨了数字政府的组织机理和原则，认为组织的模块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基于部门或个体的分工，而是基于决策过程和知识本身的分工，以其松散耦合、弹性匹配的特性能更好适应复杂多变的任务环境，实现价值整合与创新。在澄清模块与平台、界面的关系及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个由模块化组织与平台型架构、界面性治理共同构成的数字政府的三维框架。这一套理论新构想以模块化组织的分解、重组和迭代机制为核心逻辑，力图超越传统科层制模型，重塑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和治理模式，修正以往数字政府理论及相应替代性方案的不足。迈向新纪元的政府组织理论必须响应快速发展的改革实践，有效回答关于组织设计与运行的若干新命题。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象脑与共情：ChatGPT的伦理风险发微与纠偏

ChatGPT的出现使得社会伦理价值面临诸多风险。其通过抽象描述与高度符号化信息，描摹人的思考、决策、行动、反馈过程，使人的思想、情感、价值选择犹如数字化的虚拟镜像，进而使传统的信任机制、协同方式与行动模式被颠覆。ChatGPT在深度学习时，造成“不知情同意”，侵犯用户隐私，强化心理偏见；存在“无意识”价值，延伸出道德、公平、效率、秩序等意识形态偏差，形成价值误导；迈向后人类时代，技术对人的身体进行重塑，技术即人体，造成人与技术边界模糊。为规避上述风险，必须树立“数字人权”的立法理念，明确伦理风险的边界；建立对话的道德准则，遵循基本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加强行业监管与监督，提高公众的应用素养。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     

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政府成熟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动态过程。至于什么是成熟的数字政府,各界认识尚未统一。现有评估多是“完成式”的事后检验,缺乏“将来式”的目标指引,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简单通用的参照系。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制度执行中的信任问题,以此为指导构建制度优势、运行机制、技术支撑和数据治理为主的数字政府成熟度分析框架。根据其中四要素的生成逻辑,以D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场景化应用为例,探讨分层级、分阶段设定目标来消除现有困境的实践路径,可以以执行有力、机制有效、技术可靠与效能可见为方向,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提升各级数字政府成熟度。     

数字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风险的特征研究

在数字政府建设中，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日益重要，一旦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从不同维度看，数字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非自然风险、蓄意行为风险和非蓄意行为风险、有形风险和无形风险，其特征表现为安全风险的总体特征和人为安全风险的主要特征。安全风险特征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拓展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风险识别思路，强化整体性认知；丰富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风险预案体系，提高防范能力；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风险管控链路，提升治理效能。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与数字政府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数字技术也正在推动着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数字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其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促使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服务典范的变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劳动的富余、技术的偏差、责任的落差、隐私的威胁、数位的独裁和文化的冲击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化的治理。     

智慧城市中的敏捷政府——来自上海“一网统管”的经验借鉴

敏捷政府建设已经成为目前政府数字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鉴于敏捷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提供效能以及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理解敏捷政府的概念与实践有利于提升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等方面的认识。在厘清敏捷政府内涵的基础上，文章运用上海市“一网统管”的案例，描述了敏捷政府的运作过程以及如何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敏捷政府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升级，以协同为目标重塑政务流程，提供精准、高效、迅速的公共服务，以及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公众需求的变化。此外，文章通过一个模型进一步讨论了敏捷政府中不同要素的互动关系。     

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

在政策概念上,"数字政府""电子政务"二者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目标、任务和手段的概括与总结,反映了不同的政策内容。近四十年来,中央层面相关政策演变可以分为三条主线,即对系统、规划与管理的顶层设计,由分散向统一转变的工程规划和城市试点,以及由互联网技术转向互联网思维的信息服务与监管。地方政府治理的数字化也在不断推动模式创新与体制转型。总体而言,政策演变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核心目标、顶层设计、政策议题、业务架构以及技术基础等五个方面。     

数字政府建设的引领驱动作用：价值和推进策略

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引领驱动作用,以推动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当前,以数字政府建设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逐步形成政策共识,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不足和困境。从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助推数字经济发展、引领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等方面,重点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引领驱动作用,从而实现数字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构筑数字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