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协力保障生存权——以社会救助制度为例

当下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需要国家事先或事后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稳定社会秩序。社会救助的宪法基础是生存权保障,其已从一纲领性、抽象的概念发展出基于人性尊严的具体请求权内涵,要求立法应把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责任加以规定,明确保护公民宪法上的最低生活保障请求权。但传统意义上强调"国家责任"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以单方的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费用为"公的负担",未能满足受救助者基于人性尊严的选择权。基于责任与执行的分离,在社会救助中公私协力、行政行为与契约并用来保障生存权,不但是解决实际财政问题之需要,更符合宪法上作为具体权利的生存权无缺漏保障之真正实现。     

和谐社会的政府救助义务

和谐社会应有完善的自我保障机制,政府的救助义务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对贫困公民的救助义务是生存权原则对行政主体提出的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在需要。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肩负着宏观管理和微观保障的职能。政府的救助行为按利益实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救助和间接救助两种形式,直接救助形式包括发放现金、给付实物、收容救助,间接救助形式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救助形式。     

对完善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制的几点思考——基于对生存权的公共性认知

流浪乞讨人员生存权及其实现方式的确认和保障,是我国行政法治研究的重要课题。承认流浪乞讨人员生存权具有公共性,并基于对生存权公共性的认知,从法律规范和制度操作层面对流浪乞讨行为的界限、社会救助机构的强制救助权及救助管理制度做出系统安排,是完善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制的现实路径。     

和谐视野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意义

和谐视野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保障刑事被害人人权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是适应刑法现代化改革的需要。     

论社会救助制度中的行政给付程序

社会救助制度中的行政给付程序法治化可以保障行政给付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规范裁量权行使、提升行政给付效率,特别是有助于建立行政主体与给付相对人合作型行政。在行政给付程序设计上,究竟是以申请人为本位还是以行政机关为本位,或者以利益平衡为追求指向,既能兼顾尊严和公平,又能实现效能,行政机关给付目的的取舍相当重要。我国社会救助立法中的行政给付程序制度诸多不足,必须在《社会救助法(草案)》制定中予以完善增加受助对象的权利条款;倡导亲民行政程序;扩大听证程序在社会救助中的适用;规范社会救助的调查程序。     

浅议我国的行政救助制度

行政救助制度涉及到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是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承担的一项最为主要的行政服务职责。本文首先对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进行了论述,并简单阐述了行政救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概况,其后对我国的行政救助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完善我国的行政救助制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行政程序法与程序正义论

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各国掀起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行政程序法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呢？本文在对法律程序的价值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程序正义论，并指出了该理论对行政程序法如何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要求，以期对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法律价值层面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行政救助决策权法治化研究

行政救助是政府对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或遭受急难灾害的公民进行的救援和帮助。行政决策是政府履行救助职责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行政救助决策权的法治化主要包括行政救助创设决策权的法治化、行政救助预算编制决策权的法治化和启动实施急难救助决策权的法治化。中央和地方行政救助决策权限划分要实现法治化并优化中央和地方在行政救助上的财政分担机制。     

论社会救助权成立的基本依据

社会救助权是否成立是社会救助权理论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从理论上看,社会救助权的成立需要从理论背景、产生动因和方法论等角度进行深究。权利社会学的发展是社会救助权成立的理论导向,生存权保障是社会救助权成立的基本动因,权利本位范式为社会救助权的成立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行政补偿理论分析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是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德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 ,介绍了不同时期和国家中有关行政补偿理论基础的主要学说和观点 ,并作了简要的评析。文章指出 ,在当代法治国家中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应是人权保障原则和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的综合体。     

对地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若干认识

行政许可法关于地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立法原则 ,除合法、公开、公平、公正外 ,还包括行政许可权的严格控制与对地方的相对放权的统一 ,注重公正前提下的公正与效率相兼顾。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概念、范围的界定尚待完善。行政许可应限于“附条件的法定权利” ,属于监督性、管制性的行政行为 ,依特定的、明示的申请行为作出“许可”的行为 ,以及行政许可法第 1 2条拟定的事项     

行政诉讼裁决的经济效益分析

行政诉讼裁决是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结论,合法性标准是行政诉讼必须贯彻和坚持的基础标准,在这个标准的限度内,贯彻和实施诉讼经济原则。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角度观察,合法性标准也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份额,即通称的司法审查程度,这个程度不能过严,也不能过宽,适当的程度才能既保障行政效率,又能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其基本价值所在。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现代行政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然而自由裁量权因其“自由”的属性又使它极易被滥用,从而出现错位。为了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作,建议从完善立法、健全司法监督制度、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公民的法律意识等几个方面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法视角下的行政决策

在我国,行政决策通常属于行政学的研究范畴,其特点表现在主体、目标、对象以及责任承担上。行政决策与法律、政策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由于行政决策的作出实质上是公权力的行使,对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行政决策应当受到行政法之约束,并且应当纳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范畴。基于自身的多样性,对属于行政行为范畴的行政决策应当以行政法原理进行约束;对目前不能纳入行政行为的可用政策和程序加以规范。     

强化我国行政执法公正的问题浅析

行政执法公正是人们对执法追求的基本理念。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存在诸多不公的现象。究其成因:一是法律意识淡薄;二是自由裁量权滥用;三是权责不清;四是监督不力。为了实现行政执法公正,必须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强化从严执法的法治观念;二是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三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四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之考察与启示

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在多年的探索中,普遍建立了独立的行政法院专司行政审判职能,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我国有着和大陆法系国家相似的成文法传统,研究西方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的运作模式,对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就在于建立行政法院。     

论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

行政指导这种新型行政行为要能有效地发挥其既保证政府必要的权威,又充分尊重相对人意志自由的功能,其基本出路仍在于法治行政原则的遵守。根据法治行政原则,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可从行政指导的法律依据;行政指导的程序控制;行政指导的责任约束等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以促成行政指导与行政法治三项基本原则—合法性、合理性、责任行政的暗合。     

依法行政与公民权利

依法行政应该是行政权力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而非单纯行政机关的问题。公民权利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天然地具有推动依法行政的内在动力。但是由于当前公民权利缺乏具体制度的保障,也就很难形成对于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力量,进而使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缺乏宪政的基础。因此,推动依法行政的一个基础工作就是必须强化公民权利。     

论行政主体的缔约责任——民法缔约过失理论在行政合同制度中的引入与适用

借鉴民法上的缔约责任 ,行政主体的缔约责任是行政主体在缔结行政合同过程中超越缔约规则 ,违反缔约义务 ,给另一方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主体缔约责任的理论基础是诚信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 ,其中信赖保护的范围更广。行政主体承担缔约责任的前提是违反了缔约义务 ,包括确保缔约程序公正的义务和确保合同合法有效的义务。损害赔偿是行政主体承担缔约责任的方式。     

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研究

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是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司法变更权,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变更权是有限的,只适用于行政处罚案件。为了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应当适当扩展司法变更权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