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可望进一步改善

中日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经历3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提升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新高度。进入21世纪，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最大课题是：对中日关系重要性、复杂性保持理性认识，努力排除、化解和超越各种战略对抗因素，使双方的战略猜忌转变为战略理解，并达成一定的战略合作。胡锦涛主席即将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是中国为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新轨道作出的新贡献。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回顾 ——兼论加强中日青少年交流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饮水不忘掘井人。回顾中日关系的发展,不能忘记周恩来总理和日本方面的许许多多 “掘井人”。在中日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前的时代,松村谦三先生是把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 阶段 推向“半官半民” 阶段的日方有功者。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会引起强烈的反 感。然而,更加让周恩来震怒的不是为了这个问题,而是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在台湾问题上提出 了一通奇谈怪论。今后,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大局,要始终坚持和平、友好这 一大方向,我们要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有效的方式,特别是要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为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培育新生力量,注入新的活力。青少年交流是最具战略性的。文化交流是 心灵的沟通,是在两国人民心灵上架设桥梁的工作。总之,处理中日关系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 记大局,要始终坚持和平、友好这一大方向。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始终与东亚区域合作紧密相关，两国在地区战略上的协调或冲突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在互利性地区战略结构内取得了高速发展；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战略，使历史问题对中日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但由于地区合作中主要是美亚矛盾，中日两国矛盾不太突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在东亚区域合作的战略选择上分歧增加。建立地区合作与战略协调是建立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必要保障，然而，美国重返亚太则使中日在地区层面的合作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小泉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探析

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上呈现强硬姿态，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致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9月的日芩自民党总裁选举被视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关键，从目前形势看，预计“后小泉时代”日芩依然鹰派当道，小泉之后日苓总体战略还将朝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加快步伐，如何修复日中关系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艰巨课题。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建构与协调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来，中日两国在逐步形成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也维持和发展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日双边关系机制的建构与维护。在近年来中日两国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日关系机制建构的基础得到丰富和巩固，原则与路径也进一步明确和优化。在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方向选择之际，重新审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这一重要课题，对探索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吉林大学对日交流琐忆

<正> 二十年前,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两国友好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大学间的交流取得了长足进展。仅吉林大学,迄今己与日本国六所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除此之外,还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密切的学术交流。     

大平正芳与当代中日关系

大平正芳是日本著名政治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即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步入政界后敢于正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并以政治家所特有的敏锐眼光为时代潮流而动，谱写了当代中日关系的友好诗篇。从其为两国关系解冻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从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推动两国关系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大平与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功绩卓越。大平以不懈追求中日友好的精神风范，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对和平与友谊的无尽向往     

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湾问题"随着各自国内外环境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逐步显露出来,主要涉及贸易、航空等双边协定谈判问题及"光华寮案件"等事宜,且成为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纠纷频发的突出案例。日本政坛保守势力和亲台派合流相互配合,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宗旨和精神,使得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进一步表面化、复杂化。历史事实表明,日本的亲台势力在中日复交后随即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事端,导致"台湾问题"成为日后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邦交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在40 年 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也往往给当代中日关系战略研究以生动图景式的启 迪,对当代中日外交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曾访日展开“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 之旅”,创作吟诵汉俳,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努力破解中日关系暂时出现的困局,体现了中国“维护 稳定、谋求合作”的对日外交政策。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外交和日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媒体 从业人员和外交战线的官员,理应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以利于中日外交事务实践以及亚洲和 世界和平。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 演变及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福建华侨旅居日本史略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二千多年的友好往来。福建人移居日本的历史是与日本人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相联系在一起的。它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大概经历着三个阶段。一、唐宋时期——福建华侨移居日本的开始我国人民移居日本传说开始于秦代的徐福。相传徐福带领一千名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如今和歌山县下还有徐福的坟墓,标志着中日关系有悠久的历史。当地日本人民族     

差异、基础、条件:中日东北间产业合作基本思考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 ,两国的经贸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彼此都成为对方的重要伙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中日经济的融合既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成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尽管如此 ,还应充分认识到两国经济融合的差异、基础。我们认为实现中日经济的融合应从中国东北地区开始 ,同时 ,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提高东北经济的综合实力和经济水平 ,不断缩小与日本经济的差距 ,是实现中日经济融合的先决条件。     

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但由于日本对钓鱼岛的长期实际控制，以及日方得陇望蜀的野心不断膨胀，使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最为复杂、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正值各界期待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迈上新台阶之际，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主权底线，意图“购买”和“国有化”钓鱼岛.     

“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指导意义

2016年G20中日首脑会谈,是自2014年以来第三次中日首脑会谈,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习主席主张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G20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自2013年3月以来,习主席对"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断阐释,希望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冷战中大国争夺主导权的思维,是关于国际秩序的新主张,对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今后,中国与日本应以"命运共同体"为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再正常化"发展的轨道,并与东亚各国一起增进共识,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

正【编者按】2018年5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让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业再起航》。在中国总理时隔8年再次访日、中日关系出现改善的历史节点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认为,重新梳理实现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的中日关系,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检讨两国双边关系中的得与失,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对于东北     

中日安全关系发展态势及中国的应对

安全关系不仅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制约中日关系整体改善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日安全互信持续走低,两国安全关系一路下滑.中日安全关系态势主要表现为钓鱼岛争端上中日安全关系仍持续紧张、日本的各种举动加剧了中日安全互信的缺失以及中日安全对话迟滞等.由钓鱼岛争端而来的中日安全关系之态势演进显然已超出钓鱼岛争端的互动范围,具有深刻的内外原因.从近期前景看,中日安全关系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中国应该采取措施,包括加强两国政治安全互信,对日本施加必要压力促其调整,争取周边国家,不给日本留介入地区问题的“抓手”,以及加强两国民间的沟通理解来推动中日安全关系的稳定.     

滞后的安全关系及出路

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顺利,成果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和密切的经济关系相比,政治、安全关系发展滞后,安全关系尤其是阻碍中日关系深化的重要原因;作为东亚的两个重要国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东亚形势和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日之间未能建立安全互信关系也导致了东亚合作和地区国际新秩序的难产。     

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

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日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     

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对华援助是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产生的,20多年来,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关系在逐步倒退。日本开始改变初衷,即对华援助从过去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政治利益为目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而且,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对华经援“总有一天要毕业”。日本方面出现了与初衷不同的做法,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