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信任: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的关键因素

东北亚安全合作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引起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出台为东北亚地区各国所认同和接受的安全机制和安全模式。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信任——出发,认为东北亚地区存在着信任缺失与安全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信任建立的各种因素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论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

来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国内与国际安全的威胁很多,但当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是国家传统安全领域的延续。我们要努力完善新型的综合国家安全观,当前工作重点是传统国家安全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政治安全问题。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东北亚地区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地区政治实力的增强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东北亚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地区和平与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分析东北亚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干扰;中日韩面临历史问题的困境;朝鲜核问题扰乱东北亚局势;区域安全机制中的"去中国化"态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北亚安全治理的出路在于:第一,要构建新的安全格局;第二,要完善现有安全机制;第三,要关注非传统安全。     

论国家安全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

自宪法产生以来,民主、人权一直是宪政追求的最终目标,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宪法被赋予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特殊使命。从中国宪法史和宪法文本的角度看,国家安全在宪法中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13年底,党中央审时度势,立足于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设立了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全新的安全机构,将国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提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从宪政视角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

我国宪法设置的国家主席是虚位的,如果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受国家主席领导(实权),则需要修宪。党的文件需经过宪法、法律转化为国家的宪法制度、法律制度,这将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建议在宪法中设专条、分两款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容。安全委员会既是"国家"的安全委员会,也是"党"的安全委员会,在目前看来较为可行。应由国家主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总理任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也应成为其成员,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宜介入。     

新时期中国执政环境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中国面临的战略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需要有新的思路，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构建综合决策体系、震慑敌对势力等的必然趋势，是对中国国内安全及周边安全环境渐趋复杂的回应，国家安全委员会具备对内、对外的双面功能，不仅关注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也会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国内安全问题。     

冷战后东北亚强国均势理论与地区安全

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东北亚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两极均势格局,东北亚进入了美俄中日合作与竞争的新时代.美俄中日以地缘政治为视角,采取均势制衡理论,以确保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俄中日的均势战略博弈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东北亚地区脆弱的和平.     

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中国需要发展以“有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持续发展和有效安全应秉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为：安全与发展共进,应对与进取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合作与反制并用,内部与外部统筹。中国需要减少应对性思维,增加进取性思维,在安全问题上学会不断转化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能力。有效安全需要建立一个统筹、高效、专业、法治的国家安全体制,提升国家安全体制的执行力。有效安全的外部布局需要按照“全向有序、内外兼修、能力相称”的原则。通过阐述中国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宗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海外安全等十个领域的状况,实现有效安全的界定,存在问题的评估,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中国要汲取美国和苏联在安全问题上的教训,两者分别在冷战后期以及九一一事件后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相称,最终使得安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要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共进与互补性,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安全智慧。     

中美军事安金体制比较及启示

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或将会遇到诸多制约军事安全的问题，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安全体制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作者通过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军事安全体制变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安全决策体制、军事安全执行体制和军事安全监督反馈体制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美国是当今安全体制比较完善、作战效能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安全体制变革与其实力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有关，更强调均衡性和实效性，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周详、咨询机构完善、情报系统发达、军队建设协调发展、作战指挥灵敏高效，监督反馈制度相对健全。中国的安全体制变革则与国内政治发展相关，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导致军事体制的变化，均衡性和实战性不强，体现在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智库机构数量较少、情报机构缺乏统一领导、陆军规模过大、海空军发展不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未来中国可在上述方面的改革中借鉴美国的经验。     

美国的霸权稳定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

至今美国仍然主导着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在此地区的外交政策严重影响着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未来走势。笔者首先剖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及其缺失 ,然后结合美国的发展态势与东北亚的实际情况来论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最后探析美国霸权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进而对本地区安全的保障提出深入的思考。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朝鲜半岛局势与中国地缘安全问题

21世纪初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核问题的发展使全球核秩序面临巨大挑战。不仅导致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动荡，也使世界许多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朝鲜的邻国，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安危，还关系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地缘安全问题研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实现，对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发展，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探讨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处理的是国务而非党务,因此不仅应是党内机构,还应是国家主席领导下的国家机构.党的领导应通过国家机关来实现,否则有以党代政之嫌,且难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也不利于国家安全事务的对外交往.国家安全委员会统揽全局、全面负责内政外交领域的安全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些变动应启动修宪机制,宪法解释难以应对,可在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职权的条文之后增加一条修正案.修宪之后还应制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具体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职权、组成等内容.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安全

自2 0 0 2年1 2月1 2日朝鲜宣布重新启动核计划,朝鲜半岛问题再一次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北亚各国的困惑和担忧。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一、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价值自1 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朝鲜半岛所凸显的独特地缘政治属性,便成为东北亚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的地理中心,介于中、俄、日三大国之间。从全球角度看,朝鲜半岛是北太平洋最有战略价值的地区。朝鲜半岛地处大陆与海洋的交接部位,作为由大陆向海洋延伸、过渡的特殊地理部分,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地缘战略特征。按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     

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初探

我国<国家安全法>的内涵有广义、狭义之说,但二者皆是就狭义的国家安全概念而言,使得<国家安全法>的视野以及研究领域非常有限.结合我国现时国情,维护国家安全应在广义"国家安全"概念的前提下界定<国家安全法>的内涵,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构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框架,进而结合我国现行立法,梳理、展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全貌,揭示这一体系包含的所有法律规范的内在联系,使之与理论上对国家安全认识的重大突破相适应,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工作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法律依据体系.     

当前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问题的思考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新变化,社会改革新目标的确立,使政治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与核心内容。新形势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