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六个地方共产主义小组之一 ,探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选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 ,对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时期 ,广东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 ,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的学生。他们曾拜访陈独秀 ,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等问题 ,并表示接受进步教育。由于他们在课堂内外听过陈独秀及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的教育 ,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 ,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并投入“五四”运动反帝反军阀斗争洪流中去…     

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尽管没有小组之名称,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易礼容也确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形成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积极的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有关问题介绍

一、关于这门学科名称的提法 第一种提法:当代国外社会主义 对这一提法也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含义,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上说的。因此,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的的政党和组织,以及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社会,都属于当代社会主义的范畴,这才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含义。     

我党历史上的“第一”

我党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新青年》。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使用“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是蔡和森,他在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共产党》月刊,这是我国第一次公开举起共产党的旗帜。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讨论述评

最近,湖南党史界,针对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湖南在党的“一大”前有无共产主义小组的不同看法,组织了一次座谈讨论。开始,少数同志认为,“一大”前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可能性不大;或者认为,“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有的认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无其名,有其实”。多数同志则认为,“一大”前湖南共产党的组织,既有其实,又有其名,而且是当时比较好的一个小组;只是由于当时是秘密建党,没有把共产党的名称公开。通过意见交流,分析论证,绝大多数同志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

1975年6月26日米兰《新日报》登载一篇署名《勃列日涅夫负债》的醒目标题文章,作者是一位逃亡意大利的南斯拉夫记者弗兰·巴尔贝里,首次使用了“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约一年之后(1976年6月3日),意共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正式使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继而有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法共领导人乔诒·马歇。今天,“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已被西欧的三个主要共产党引为标志,即意共、法共和西共。它们奉行欧洲共产主义是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和改变策略,不通过暴力革命而用普选方式实现执政。     

李大钊与马思克主义的中国化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日益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吸引了众多拥护者的同时，也遭到了中国一部分人的质疑甚至否定。这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宜为中国所用。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张东荪等。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她是建立在欧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本质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欧洲共产主义简介

近些年来。西欧几个比较大的共产党。主要是意(大利)共、西(班牙)共和法共,正在探索和研究一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人们把它称为欧洲共产主义。邓小平同志今年四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时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在探索中的问题。欧洲的共产党也在探索中”。又说。“我们很有兴趣对新事物进行探索,”欧洲共产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股新的思潮,目前正处在发展和实践中。本文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和主要观点作以下简要介绍。     

“一大”前长沙建立党组织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湖南(长沙)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历来的党史、革命史讲义和文章,以及近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国共产党史稿》,都讲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但是,也有的书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一九八一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刊的《中共六十年大事志》,列举了上海、武汉、广州、北京、济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和时间;唯独对长沙,未谈及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只是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涉及建团建党     

阶级结构的变化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

欧洲共产主义自70年代兴起以来,曾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欧洲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自80年代起,欧洲共产主义遇到了内部的和外部的许多困难,处在衰退的状态中,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危机”。正确认识这种衰退现象,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找到克服它的办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