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二题——为纪念鲁讯先生诞辰114周年逝世59周年而作

今年的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14周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59周年。毛泽东同志曾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从“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三个方面对鲁迅先生作了正确的评价,概括为“伟大的‘鲁迅精神’”。这自然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继承的。为纪念鲁迅先生,本文主要谈以下两个问题。     

试论《野草》的“现代性”

鲁迅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一座精神高峰，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艺术创作都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尤其是《野草》这部作品，非常典型和突出的体现了当时西方文学中如火如荼的现代主义文学对鲁迅的濡染或日鲁迅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等方面有意识的批判和接受，这也显著地体现了鲁迅先生在文化上极力提倡的“拿来主义”。因此将从《野草》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两个方面出发，探讨《野草》所体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表征，以期在一个新的角度和层面上认识和把握《野草》超越当时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前沿性，并试图尽一己之力为《野草》研究做出自己的微薄的贡献。     

论鲁迅的矛盾心态在"过客"身上的表现

本文旨在通过对鲁迅作品《过客》中“过客”形象的分析,揭示鲁迅的矛盾心态,以求达到全面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目的。     

视觉文化中的“凡俗化”鲁迅解读——评《百家讲坛孔庆东“正说鲁迅”》

孔庆东的“正说鲁迅”借助《百家讲坛》这一传播学术性知识的电视节目对鲁迅进行了“凡俗化”解读,将属于学术范畴的鲁迅研究与电视节目这一视觉化媒介相结合,让观众在直观的视觉感受中触及到真实的、凡俗化的鲁迅。并且,孔庆东以自己独特的“正说”视角,结合金庸武侠思维重构了大众化的鲁迅形象。但在解读过程中也出现大量史料不实、原文引用等错误,凸显出《百家讲坛》这一电视节目中专业研究与大众普及之间的断裂。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结合统一战线工作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讲话》精神，是当前统战工作的头等大事，用《讲话》精神指导做好统战工作是当前统战部门的首要任务。 一要体现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深入研究有关统一战线的论述上。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我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关于“三个代表”论述。要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     

竹内好的鲁迅论

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名文《鲁迅》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并被学界称为“竹内鲁迅”,成为鲁迅研究的一面旗帜。与一般意义上的作家研究不同,竹内摒弃学院派立场,拒绝与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距离,用自己的文化生命和鲁迅对话。他在写鲁迅的同时,其实是在写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是利用一个想象出来的鲁迅作为媒介,提出“近代日本”的反命题。     

葛琴与鲁迅

鲁迅用《〈总退却〉序》将葛琴推向了文坛,葛琴沿着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描绘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作品极富时代特色,“将中国的眼睛点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葛琴对鲁迅精神的再一次逼近。     

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梯”,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孝治”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同姓王分封制、小农经济和“黄老之治”走向失败,以及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决定的。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用人“举孝廉”,《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     

萧红与三毛"女性意识"与"自由意识"解读

萧红与三毛都是极富才华的女作家,尽管她们生活的时空不同,命运也不相同,但她们都具有自觉的生命意识萧红在抗击"男权文化"方面慷慨悲歌,尽显女性意识的自觉;而三毛在张扬"自由生命"方面独步世界.她们都在自己的时代活出了精彩,自觉的生命意识使她们的人生与众不同,这才是其构筑自己独具韵味的具有生命自传特色的艺术世界的前提.     

重读鲁迅“骂孔子”

“骂孔子”，是鲁迅的原话。鲁迅一登上中国现代新文坛就开始了“骂孔子”。鲁迅“骂孔子”集中于三个时间段即1918-1919年、1923-1926年、1933-1935年。鲁迅在这三个时间段写的小说与杂文中有七八十篇涉及“骂孔子”。鲁迅“骂孔子”是因“厌恶和尚，恨及袈裟”，骂的重点对象是打着倡导尊孔读经旗帜而心怀别样目的的“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的圣人”。意在“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诉求“立人”之终极关怀。重读鲁迅“骂孔子”，拟用鲁迅的批判精神，对鲁迅“骂孔子”重新加以审视，抉择出“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以提升善于传承孔学——国学人文精神的本领，汲取于今建设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所需的养分。     

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接受状况的反思

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在1930年代前后借由对鲁迅的研究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进行反思,由此塑造出著名的"竹内鲁迅"。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从漠视到热衷介绍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学界在现代化诉求中对西方的单一认同的一种扭转,但值得警惕的是,对"竹内鲁迅"的热衷是否会造成另一种盲目的认同。一个"竹内鲁迅"不能说明一个近代中国的存在,我们要以"竹内鲁迅"为"他者"来关照自身,我们的学者仍然需要想象。     

"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上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所受的人生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所受的人生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     

“深度解读”发新声——评廖诗忠《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

廖诗忠<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在"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指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首推先秦文化.廖著学术眼光独到,理论视野开阔,富于思辨,敢发新声,堪称力作;也积极启发人们对待传统文化.     

“发乎情,止乎情”--从“陆王心学”到明清之际的“启蒙美学”

从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与道家的“发乎情,止乎游”,历经了禅宗的“发乎情,止乎觉”,明清之际启蒙美学主旋律变为“发乎情,止乎情”。它代表着中国美学在与“西天”佛教文化对话后的成熟,距离最终的突破,距离“五四”之际王国维、鲁迅的探索,乃至距离后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新哲学观基础上的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的探索,都只有一步之遥。     

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共性质考论

孙权赤乌元年(238)诛杀"校事"官吕壹,并下诏罪己,此乃孙吴政治史的一件大事。嘉禾(232-237)以来,校事吕壹不断制造冤案,对顾雍、朱据、陆逊等士大夫代表人物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引起了士大夫社会的激烈抗议,孙权不得已而诛壹罪己。吕壹乃一"小臣","校事"也为卑职,其一度嚣张,在于孙权之幕后操纵与支持。孙权此举,意在强化君权,阻遏儒学世族势力的上升趋势。     

牺牲品与引领者的缠绕与张力--路遥小说的性别意蕴

以刘巧珍为代表的乡村女子和以田晓霞为代表的城市女性是路遥小说中令人瞩目的两类女性形象,文本如实展示了乡村女子牺牲吃苦和城市女性引领拯救的生动状貌,然而对牺牲品苟活和引领者死亡的结局设置却暴露出作者潜意识深处男性中心主义的印痕。     

孤独的英雄与麻木的群氓——萨特的《苍蝇》再解读

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往往都是孤独的,如萨特《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鲁迅《药》中的夏瑜,他们先知先觉,企图唤醒麻木且愚昧的群众,救民于水火,结果却总不被理解,换来嘲笑或误解甚至怨恨,但他们都无怨无悔地承担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相应后果,继续为大众的幸福而前赴后继。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鲁迅“随感录”创作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创作延续了早期政论文对时事政治的关切和评说态度,同时也蕴含了更多的文学意味。李大钊和鲁迅是这一时期“随感录”创作的重要代表人物。前者有意拉开了政治和文学的距离,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表明政治文学化表达的可能性;后者以强大的个人能力为现代杂文的发展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他们共同丰富了五四时期的杂文创作,为现代文学文体的自我更新做出了重大贡献。     

鲁迅与张爱玲女性解放思想之比较

在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上,鲁迅作品主张女性要先取得经济权,张爱玲作品认为女性对经济也极端依赖。鲁迅认为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是女性解放的有力保障;张爱玲认为女性地位低下的最大魔障是女性深层意识中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心理。两者都认为男女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