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陕西省的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仍存在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养殖业污染、工业污染等问题;从总体看,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展不平衡、长效机制不健全、推进速度有待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能不足,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生产生活习惯改进难,资金投入不足,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根据陕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遭遇数字风险：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农村电商为例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从环境管理体系效率的角度分析石家庄农村环境污染的成因及治理

随着农村污染的加剧,亟须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控制污染。根据不同政府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环境污染可按来源分为两类:内源型和外源型,而内源型是目前农村污染的主要原因。农村环境污染的成因是城乡二元性,其根治对策是:在相关公共服务政策和环境管理体系中保证农村污染治理与城市环境治理相一致,同时调整环境管理体系的不适,填补农村环境管理体系的空白;重视农村基本环境保护机构的一体化建设,推进"预防与治疗相结合、事前考虑、集中治疗"的环境管理,以适应农村污染的特殊性。     

西北地区农村发展的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西北农村发展不稳定,其管理体系面临诸多问题的考验。因此,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是通过分析西北农村发展的风险防控机制研究价值和构建西北地区农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发展风险防控机制,从而对西北农村发展潜在的风险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同时要求各个部门加强对西北农村地区风险防范意识,通过改善农村各方面的环境,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改革,优化阶层结构等方式,逐步增强西北农村社会发展风险防控机制,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当代环境问题及其治理

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中的环境问题也具有与传统的环境问题不一样的特征.因此,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理解风险社会中环境问题的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以湖南省X县为例

县域政府为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在社会治理中更多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推进互联网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式。信息化在数字政府中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个人信息被盗、信息污染、信息诈骗、网络欺诈等事件频繁发生,信息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在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时,县域政府应重视和强化对相关安全风险的治理。     

系统论视野下农村垃圾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四川的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民生领域和治理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农村垃圾治理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既是技术问题,也是认识问题。系统论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运用系统论对农村垃圾治理问题进行解构和建构,有助于厘清多元主体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高农村垃圾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解决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实现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农村生态宜居环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等目标。     

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法律管理研究

"毒地"事件的爆发使污染场地的环境风险管理愈加迫切。我国2004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管理的政策性文件,对我国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管理起步较晚,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法律管理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加强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法律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经验。我国应吸收发达国家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法律管理的先进经验,从加强立法、严格责任、引入第三方机制、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建立恢复治理保证金和验收评估制度,以及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和污染地块名录、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完善污染场地信息公开和社会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国场地污染环境风险的法律管理。     

“风险社会”治理中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研究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制度性等与传统风险截然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风险社会中的国家治理,要求重建风险认知的基本范式、重构风险应对的基本制度、重塑风险治理的基本格局。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信息渠道优势和桥梁纽带优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吸纳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多元共治功能,在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经侦部门办理民营企业虚开案件问题研究——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角

由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缺陷、税收机制和监管不完善、以及利益驱使和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成为当前民营企业主要刑事法律风险之一。鉴于经侦部门在办理民营企业"虚开"案件存在"虚开"罪名认定难、办案成效与社会效益存在背离等问题,经侦部门需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角,从民营企业"虚开"案件的办理理念、罪名认定、具体办案、预警防控等方面探索对策,为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流动人口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路径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产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作为我国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风险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传统的研究偏重于从流动人口管理或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审视,而缺乏从国家治理的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与思考。科学研判并有效防范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在客观上需从风险管理朝风险治理的方向转型;从国家治理的维度看,应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化。通过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形成适应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对有效防范并化解其蕴藏的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讨——基于青岛市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我国城乡环境面貌反差较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严峻的形势,突出表现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进展不平衡;长效管理机制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垃圾、污水、饮用水安全等严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突出;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创新力度不够,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推进缓慢等。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建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建立完善资金投入机制和城乡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机制;抓住生态环境整治的重点问题,加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     

结构性视角:区域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探讨

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影响具有跨域性,其治理需要区域性协同治理。当前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巨流、环境风险、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等方面表现出"热点性"安全风险,主要由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资源机会的区域性配置不合理所造成。借鉴已有研究和国内外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经验,京津冀重大安全风险治理需突破既有的封堵型、单一型、压制型、零散型思路,逐步转向疏导性、多元性、民主性、系统性治理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央地统筹协调、区际分工协同、经济技术并进、法治行政并施、社会参与并行的治理,核心是实现结构性(安全)治理。     

以法治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简

法治具有稳定性、权威性和民主性，对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有突出优势。应当以实施环境风险评估、推行污染治理合同服务、落实政府环保职责、开展环境损害赔偿为切入点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应当在《环境影响评价法》增设“环境风险评估”专章，对环境风险评估范围、实施和效力等作出规定。应当推进污染治理合同服务立法，利用社会力量治理污染。应当在《环境保护法》中增设“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专章，从而落实政府的环保职责。应当在《环境保护法》增设“环境损害赔偿”一条，对环境损害赔偿的原告、诉讼请求、证明责任、赔偿金的使用等作出规定。     

“互联网+”背景下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

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需要建立更为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协商机制、深度互动机制和监督机制等,而"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和行动的推进,将为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实现提供更多可能性,带来难得的机遇。同时,"互联网+"背景下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也面临着话语权失衡、信息过载、舆论导向失控、新的环境问题的出现等挑战。为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机遇,推动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明确环境保护协同治理的合法性地位,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进行流程设置,保障治理机制规范有序进行;为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扫清障碍。此外,需明确产权制度、完善激励制度、制定权威的进程保障制度;最后,还需要积极预防和应对"互联网+"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社会加快转型升级。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微妙。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人们对公共安全治理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在阐述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探讨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共安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而从公共安全意识形态、综合性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预警、危机应对处置等四个方面构建市域范围内的公共安全体系。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     

风险管控、村社一体化与农村善治

全球化风险加剧,改革转型期不确定性增加,村庄内生结构性矛盾突出,以村两委为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无法应对风险社会农民多元诉求,构建新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便成为时代之需。西北地区三省的调研结果显示实现村两委与农民合作社一体化发展,能够有效解决风险社会农村的棘手问题,这是未来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组织形式,有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善治。     

风险防范视闻下现代乡村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湖北省的调研

基层社会稳定,事关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稳定风险的隐性深层次源头,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与现实社会不匹配的原因在于利益格局失衡,文化心理失调,社会治理失范。防范农村社会稳定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治理模式至关重要,现代治理模式成为路径依赖和目标指向,要在法治引领、规范指导下进行自治、德治,从而达到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