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孟姝芳／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之探究

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的确立，是行政处分制度得以贯彻的前提。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相对健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历时很久，其问责与处分机构的调整确立也在不断完善与成熟，最典型的则是清代之雍正朝。雍正在位十三年，基本完整确立了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由一个单独机构，     

问责制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香港的经验与启示

执行力是问责制的生命，执行力的高低决定了问责制的作用效果。问责制的执行力与问责制本身的科学性、配套制度的契合度、问责制的执行环境三大因素紧密相关。香港在高官问责制执行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责对象明确，问责主体多元，能及时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了浓厚的“问责文化”。这些对提高内地问责制执行力都有重要的启示：必须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实现权责对等，增强人大、司法、媒体的外部问责，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官员的法治意识和社会的法治水平。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上突破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一大批各级官员因未能履行职责而被就地免职以来，“官员问责”制开始走进人们的政治生活。这表明我国对重大事故、事件中失职的官员进行问责已经付诸实践，责任政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树立权责对等理念，建立责任政府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举措。，     

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一年多来，已逐步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从事故多发部门向其它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的趋势，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也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薄弱环节与对策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强化官员责任与改进政府管理的有效制度,是转变官员权责理念的逻辑必然,蕴涵着深刻的政治理念与丰富的价值意蕴.但领导干部问责制在中国推行起步较晚,当前存在着异体问责薄弱、职责界定不清、问责范围过窄、程序设置简单、问责文化滞后等薄弱环节,因此亟须探求破解路径,从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文化等维度去推进官员问责的制度创新,以期对提高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所裨益.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论我国政府问责制之现实困境以及出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理论支撑,可以从政治学、法学、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不同层面的考量中得以充分说明。政府问责之目的是规约官员行为,改善公域与私域的关系。由于政府责任界分的模糊、问责主体权力的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的匮乏以及公共行政文化变迁的滞后等因素的存在,政府问责制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必须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政府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当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及对策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当前,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存在透明度较低、程序不规范、操作弹性大等问题。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使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因此,分析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公共危机治理与问责制

从政府与危机的关系上看,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主要有三类:诱发型危机、原发型危机与关联型危机。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度来看,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可以减少诱发型危机,而原发型以及关联型危机根源在于变革过程中所制造的风险,只有治理变革过程中风险,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这两类危机,特别是原发型危机的发生。在中国,问责制的出台直接来源于突发事件的推动。随着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问责时段从事后响应问责延伸到事前预防和善后恢复问责,问责对象也从行政官员扩展为党政领导干部。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减少原发型危机的发生,现有的官员问责也必须向前发展至风险问责,即从问相关个人之责,推进到问政策、制度、结构、价值之责。     

我国官员问责问题及对策探析

随着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媒体报道、公民监督的深入,官员问责问题已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近几年的公共话题。官员问责已逐步呈现常态化、制度化。官员问责的背后是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与公众此起彼伏的质疑。官员问责法律缺失、复出机制及信息公开制度供给不足,责任追究意识存在误区等因素,制约了官员问责制的落实。建立官员问责法律、加强制度供给、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转变问责观念等是保障官员问责制落实的几种途径。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之探究

<正>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的确立,是行政处分制度得以贯彻的前提。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相对健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历时很久,其问责与处分机构的调整确立也在不断完善与成熟,最典型的则是清代之雍正朝。雍正在位十三年,基本完整确立了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由一个单独机构,而是由一系列机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     

推进行政问责的几点思考

我国在推进行政问责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问责效果。推进行政问责,必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提高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做好政府回应工作,提高政府应对公众众诉求的回应力。     

官员问责制度化:困境与出路

官员问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在推进官员问责制度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客体责任标准模糊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程序非制度化、问责结果不科学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将问责客体的职责制度化、法定化,全面界定官员问责的范围及标准,完善官员问责程序,完善被问责官员的救济制度。     

行政问责述评、探究及其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制度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