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及实证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主体具有相同的外延,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采取列举加排除的方式,对其资格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这种方式造成当前行政诉讼中被告难以确定,并且有些组织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解决这一矛盾关键要改进行政主体理论的构建,考虑形式上被告,建立方便当事人诉讼机制以及引进公务法人制度等。     

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再思考

通过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有益探索,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严格规定到缓和适用;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从过分追求诉讼效率到将效率与发现实体真实相结合等。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不足,又缺乏保障其顺利运行的相关制度和环境,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在实践操作中陷入了困境。借鉴域外经验,应完善证据交换制度和当事人收集证据手段的制度,并解决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适用问题,以充分发挥举证时限制度的作用。     

论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极为有限,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文章从举证责任的涵义入手,分析和阐述了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并结合审判实践,对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举证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实现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研究

出于程序公正、诉讼效益价值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完善的考虑,《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但学界就证据失权是否正义、该制度是否切合我国的司法现状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域外立法对证据失权进行了严格限制。我国也应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以及准备程序方面进行再完善。     

地方人大报刊文摘

当前行政诉讼"五难"行政诉讼被告,是指被原告指控侵犯其行政上的合法权益与之发生行政争议,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由于行政诉讼中被告主体的这一特殊性,导致了行政诉讼中的几个难点。一要被告举证难。对举证责任的分担,行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但是,行政诉讼中,有的行政机关就不予举证,有的是没有弄懂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认为有处罚及决定就足够了;有的是故意不举证。二要被告出庭难。有的称"公务忙,不能到庭";有的怕出丑,不愿出庭。所以,行政诉讼中被告出庭的少,缺席判决的多。     

行政诉讼被告确定制度的比较与论证

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存在基础错乱、规定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错解并误用了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及制度。为了消除现有行政主体理论的负面影响,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问题,应当确立由行政行为主体在形式上担当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论我国行政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

虽然我国司法解释已涉及到行政诉讼审前程序的规定,但没有设立独立的审前程序,存在诸多潜在的缺陷,已经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亟须改革和完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审前程序能有效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行政诉讼效率,促使双方当事人之间诉讼外的和解.行政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措施具体包括：合理界定行政诉讼审前程序的适用范围,设置预审法官,建立审前会议制度,完善证据交换制度,合理配置权利义务关系.     

简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构成要件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问题是长期困扰行政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以分层的构成要件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是一条可行且符合立法本意的路径。在立案阶段,行政诉讼被告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即应登记立案。到了审理阶段,行政诉讼被告不仅应当具备形式要件,还应当具备主体要件和行为要件,才是适格的被告。     

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新的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与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说明新的证据之内涵时常常脱离举证时限制度,只按照法律规定生搬硬套,未能明晰其立法缘由,导致"新的证据"被滥用。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来看,"新的证据"之功用在于平衡失权制度所带来的实体与程序之矛盾,其内涵应当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的视角进行界定。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这一证据规则,除了取决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先取证,后裁决”规则外,还因为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一般都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其本身所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如果允许被告在诉讼中可以自行补充证据,“一会助长行政机关不负责任草率处理问题的作风;二是个别行政机关为了不败诉,带着框框取证,甚至行使行政权力采取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论授益行政与损益行政诉讼中被告逾期举证后果之差异及完善

在行政诉讼被告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情况下,合理有效的法律后果有助于规制被告的违法诉讼行为。但是,相关立法混淆了损益行政行为与授益行政行为的差异性。两类性质不同的行政行为在被告违反举证期限的法律后果上理应有所区别。《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只对行政许可诉讼作出了不同的安排,亟待完善。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起诉引导侦查机制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主要是采取事后制约,致使侦查活动得不到及时、科学、合理的监督指导,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侦查效率不高,侦查效果不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建立起诉引导侦查机制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之一,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从建立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现状、意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以及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意在为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翻讼”分解及对策

翻讼,是近年来多发于司法实务中的现象,不仅造成诉讼程序的反复启动,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对司法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翻讼具体表现为翻供、翻证和翻案三种情况,使案件在诉讼程序中出现反复无常、捉摸不定、似是而非的边缘化状况,不仅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也是消耗诉讼资源的一大固疾。理性地看待翻讼并积极地“排除”翻讼所带来的“损害”,通过顺向思维、逆向思维、转向思维,达到铁证如山、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关于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

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刑事证据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是对刑事诉讼法原有证据规则的补充和细化。证据立法应保留刑诉法中证据的定义,载明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其中涉及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作证,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司法鉴定,简易程序中的证据运用十二个问题。     

论刑事证据的新变化

以新刑诉法证据方面的变化为视角,对办案人员应如何理解与把握刑事证据的新变化,如何依法履行自己的职权,如何承担起法定的责任与义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严格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法律的最高权威,是司法人员今后在诉讼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新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已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制度,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     

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     

逮捕必要性审查模式探究

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细化了逮捕措施的适用条件,强调了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性,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仍存在证明标准缺失、外来人员犯罪之审查存在缺漏、考核机制不合理等问题。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新刑诉法有关逮捕必要性的规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障人权的精神贯彻到批准逮捕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