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构建研究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确立。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尤其是在审查起诉环节。但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仍缺少相应具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有必要以我国司法实践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构建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兼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检警模式的影响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行,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有着坚实的基础,但为了诉讼的有效进行,应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指导、制约和监督提至侦查行为开始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进行重新定位,这将会给我国现有的检警模式带来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角度出发,分析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机制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刑诉法对司法审查职能的影响及贯彻路径

修订前的刑诉法对检察机关司法审查职能的规定存在范围过窄、方式单一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等问题。新刑诉法增设了捕后监督、非法证据排除及强制医疗决定监督等内容,对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司法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贯彻执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首先是对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其人权、程序、法治意识，只有在打下坚实法律意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该程序的顺利实施。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第二个方面措施是对其自身内容的完善。通过前文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规定性内容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应从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非法证据证明标准的重新界定、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主体地位、延伸证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时限等四个大方面予以完善。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应对有关制度加以完善。对于外部制度的完善，本文提出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完善及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以及强化驻所检察官的监督职责等。     

谈新形势下的审讯理念

我国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了具体的界定,也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它不仅对侦查办案机关,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证据标准;更有力地遏制了冤假错案的产生,并对以往的某些办案规定及审讯理念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从现实意义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精细化的表现,也是维护与保障人权的一项社会进步的体现。     

略论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司法解释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监督非法取证行为,是保证案件质量、严防冤假错案的一剂良方。根据浙江省在审查起诉环节及审判环节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数据分析,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力度仍不够有力。究其原因,有立法上的缺陷,侦查权的独立、封闭,非法取证后果模糊等。进一步构建完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机制,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出发,还需转变执法理念,强化对非法证据的诉讼监督意识;走出书面审查模式,动态静态相结合;建立健全提前介入制度;涵盖对所有证据取得方法的审查和监督;建立检察官对警察的责任追究机制。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初探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是从程序上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作者将结合实践从三个方面与读者进行探讨: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通过多种途径发现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及搜集物证、书证过程中的非法证据;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中依法通过多种方式调查、复核、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通过程序启动、法庭调查、讯(询)问、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特色

2010年5月30日,"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我国刑事证据法法制建设上的重要成果。其中,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具有四点鲜明特色:单独立法,世界独创;言简意赅,遣词精当;明定倒置,举证转移;概念周全,分类排除。《两个规定》是在立法机关刑法室不重视刑诉法、证据法修改和完善的情况下,客观形势迫切需要"我的地盘我作主",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两高三部"制定的具有广泛适用效力的法律文件。《两个规定》的出台,是对立法机关负责人轻视、怠慢态度和行为的警示和抗议。     

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明确概念角度分析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一个新类型的罪名,虽然刑法增设近5年的时间,但由于罪名相对陌生,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理解和适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仅以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为切入点进行展开分析,以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立案追诉标准,从而加深实践中司法人员的感性认识。     

基层民事检察工作的困境与出路

2013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2013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进一步规范民事检察监督程序。这些法律、司法解释的相继实施有效推动了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然而,对于基层民事检察工作来说,案源匮乏的问题更加严峻,而权力、队伍等问题依旧存在。本文从案源、权力、队伍三个方面全面探讨了基层民事检察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并提出了解决困境的出路。     

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与域外污点证人制度比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解释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上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使一些人认为行贿人便是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污点证人,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便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因为对于行贿人与污点证人的关系认识不清,本文通过结合域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来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     

论“两高”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解释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食品安全犯罪写入刑法条文,该法实施两年来,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仍屡禁不止。最高法和最高检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适时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规范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执法依据,但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闯黄灯”处罚可行性研究

公安部于2012年10月8日新发布修订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简称123号令）和《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登记规定〉的决定》（简称124号令）。在下发123号令和124号令的同时，下发了《公安部令第123、124号一百问》，文件中规定，抢黄灯行为属于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对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记6分。新规定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但是在当前国内环境下实施难度很大，“闯黄灯”处罚不可行。     

离婚时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购买婚后共同还贷房屋性质的认定与分割——兼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

近年来,离婚时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购买婚后共同还贷房屋性质的认定与分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对此问题的处理,一些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不尽一致。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是否公平保障了基于基本人权而衍生的婚姻家庭住房权仍有待商榷。作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处理,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四个因素：夫妻双方的约定、房屋产权登记的时间、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所占购房款总额的比例以及婚姻家庭住房居住权的保障。     

“两个证据”规定下翻供问题探讨

口供作为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具有其他六种法定证据所无法超越的优势，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翻供现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时有发生，翻供现象在余祥林、赵作海等错案曝光之后，日益引起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2010年5月，两高三部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在新的规定下如何正确对待翻供问题，才能既发挥口供的作用以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又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益？笔者结合自己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的部分感性认识和经验，分析研究刑事诉讼领域的关于证据的理论，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两个证据”规定后翻供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在立法和制度方面的建议。     

资源环境监管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对资源环境监管职责的落实：环境监管失职将受到严惩。在资源环境监管领域，目前我国立法只规定了行政监管责任，对有关行政监管权力行使的行政检察监督却缺乏相应的立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有助于促进政府依法严格履行保护资源环境、防止有关权力滥用的监管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