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     

公众为何反对?一起高架桥规划邻避冲突的案例研究

邻避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公众反对,从公民参与缺失、生活环境风险、资产风险以及心理因素出发,通过对J市高架桥规划引发邻避冲突的研究发现,生活环境风险、公民参与缺失是主要的反对原因。规划会给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种风险引发公众对设施的厌恶,塑造了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反对态度;决策系统的常规制度没有为公民提供机会参与决策以决定风险的可接受程度,由此引发激烈地冲突。     

合作治理视域下当前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机制构建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特别是环境冲突事件。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以及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等方面,阐释了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最后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大数据环境下社会冲突的风险感知与预警

社会转型与大数据信息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不同领域的群体性矛盾问题相互交织、日显复杂,公民利益信息传播的爆发式、裂变式的特征进一步衍生了新型社会风险,影响了整体性社会安全。为防范群体性事件爆发及其衍生更多社会冲突风险,要利用好大数据时代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从知技结合和整体安全治理两个层面实现社会冲突风险感知与管控。为此,要加快实现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全网数据共享、完善类别案例库、探索知识预测研学、建立健全预测预警体系、营造清朗网络环境、探寻群体性事件感知预测预警技术与方法,从而实现风险感知的精准预测与科学防范。     

政府机构改革磨合阶段的组织文化变革与冲突

政府机构改革的磨合阶段是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个较长时期的组织整合过程。从中心任务看,该阶段以组织文化的变迁为主;从组织行为特征看,该阶段的行政组织对于行政环境诉求的遵从特征突出;从标志性意义看,该阶段与其他阶段显著不同。关注该阶段组织文化的变革与冲突,能够在具有时空坐标约束的条件下,深入讨论机构改革过程。在机构改革的磨合阶段,存在"组织文化变革-资源分配价值取向""组织文化变革-公共政策过程"以及"组织文化变革-组织结构调整"等三大联动效应。三大联动效应几乎引发和规约了本次机构改革中各种类型的组织文化冲突。基于认同、组织、职能等的组织文化整合是降低冲突及运行风险的重要方法。     

公权力应对境外上市法律风险策略

从总体上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来源于并表现在法律环境、法律行为以及法律冲突和相关诉讼等方面。有效防范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还要从这些风险来源着手,通过公权力的适当介入,解决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扩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融资平台、适当放宽企业上市条件、强化风险程度较大的境外上市方式监管等问题,为企业构建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结构转型:价值、形态、机制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呈现虚实交叠无序衍化特征,加剧了社会冲突不可控风险。面对新环境、新技术挑战,社会冲突治理应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转变治理结构。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应以系统消减冲突价值目标取代快速平息冲突的短期治理取向,为此应构建基于数据中心的平台化开放治理网络以取代政府中心单一治理形态,并且通过建立政府间数据共享职能联动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整体治理,政府与企业间技术合作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智慧治理,政府与公众互动机制形成社会冲突无缝隙治理。     

境外上市法律冲突及其应对策略

境外上市法律冲突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的来源及其典型的外在表现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境外上市的法律冲突构成要件和一般特征,识别了跨境上市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明确了以国际合作应对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阐明了以国际合作应对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冲突的基本途径,为有效降低因法律冲突引发的境外上市法律风险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法律风险及法律协调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潜在的法律风险,主要是法律冲突风险、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税收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为有效推动战略的实施,促进沿线国家间和谐有序合作,必须构建法律协调机制,从宏观层面解决法律冲突与对外投资风险,从微观层面解决税收及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邻避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邻避冲突是指由邻避设施所引发的,居民有组织地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手段向党政机关或者运营商表达意愿、提出要求,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或者活动。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呈现出发生频繁化、对象广泛化、过程组织化以及目的政治化等特点。邻避冲突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更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造成了危害,必须从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完善风险消减机制、加强舆情回应和监控机制、依法治理邻避冲突事件等方面入手提出对策。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