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视阈中的创新社会管理

对我国社会管理的历史检视表明,由于社会组织的缺失,社会力量始终难以参与社会管理。改革开放后,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难以为继,创新社会管理提上日程。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来增强社会力量,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实现政府与多元化社会力量对接、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路径。     

发展中的社会组织：内卷化及其超越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增长过程。然而，由于独特的发生逻辑和制度环境的限制，我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体现为社会效用的普遍不高，可以说已逐渐陷入“内卷化”困境。所以，我们认为，社会组织若要从“初级发展”走向“科学发展”，超越“内卷化”困境，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社会组织发展

社会组织将在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需要完善政策扶持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应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社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创新社会组织管理,需要体制上的突破。社会组织应抢抓机遇,实现管理创新,充分发挥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政府和社会力量携起手来,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共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本文从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出发,分析指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的几点思考: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社会组织发展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民政局何贤能何纯认为，社会组织发展管理创新应遵循以下思路：一是依法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民主法制是社会管理的根本保证。社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手段和方式。我们要在民主法制的框架内开展工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尊重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发言权，又必须引导群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要建立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要加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试点力度，落实慈善类、公益类、福利类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     

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之间的社会资源不同配置方式来看,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乡绅管理制、人民公社制到村民自治的演变。乡村社会结构中自发生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其职能也实现了从经济职能到兼顾社会管理职能的拓展,成为嵌入农村社会管理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要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必须从国家、社会、公众三个层面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环境,建设农村社会管理格局中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机制。     

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当前,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日渐凸显。作为独立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的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调节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社会各界应创造条件,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区域产业转移进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路径研究

区域产业转移是我国转型时期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推手,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它涉及产业输出地和承接地两个区域的稳定发展.区域产业转移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正在成为有效参与产业转移的第三种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弱化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通过自身“协调器”的特点实现各类主体在产业转移中的最大效用竞合.目前社会组织因为社会管理制度和自身发展机制的缺陷,并未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本文从创新社会组织的参与制度设计、专业化分工、自身组织建设等方面,对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区域产业转移提供路径探索.     

新形势下应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湖北省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现状调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组织正在成为参与社会管理新的重要力量,影响和作用日益扩大。充分认识社会组织的特点和重要作用,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政府转变职能、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期,我们对湖北省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报告如下：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抉择。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之前,几个基本问题有必要取得共识。第一,明确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任何的体制、制度、政策都是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这凸显了基本理念的重要作用,它们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第三,平衡机制的探索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方向,就目前实践而言,在于寻求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各利益集团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平衡机制。第四,契约式社会管理的良好效果表明它或许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第三部门发展面临的三重困境及出路选择

第三部门在成为政府助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遭遇着意识的、制度的和结构的三重困境。本文提出,必须加快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为意识的觉醒;完善制度建设,以法治精神构筑第三部门发展的理性规则秩序;壮大中产阶层,促进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形化",多方施力帮助第三部门尽快步出困境。     

危机动员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

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背景下 ,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常态管理的社会 ,也是一个呈现多种危机的非常态管理社会。在处理危机事件中 ,不仅需要采用行政动员和政治动员的常规形式 ,而且还需要启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动员形式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危机动员中的积极作用 ,开发社会总资源 ,降低社会总成本 ,及时有效地扼制危机事件 ,使社会尽快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政府在确立危机意识、成本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同时 ,应适时进行制度安排 ,把社会团体在危机应对中的重要作用显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中 ,真正构建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关系良性循环的新型结构     

论减灾救灾中的社会联动参与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是减灾救灾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尽管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优势互补、协同配合的减灾救灾格局,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应在转变减灾救灾观念的同时加快配套制度建设,构建社会联动参与机制,在减灾救灾中实现社会力量全过程参与,打造自救、互救、公救相结合的减灾救灾网络,即建立政府居中指挥协调,以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神经,一点动,全线动的全社会联动参与的减灾救灾机制。     

柔性社会管理:可能与可为

社会管理应该"刚柔并济",柔性社会管理是对以法律为基础的刚性社会管理的补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一种综合的政策框架,柔性社会管理主要包括三大特征:起点上的需求导向、过程中的非强制性服务、结果上的需求满足。推行柔性社会管理需要政府关注需求的差异性、重视弱势群体的需求、开展需求调查、推动公众参与、建立协商机制、改革基层组织、优化考核方式,更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满足群众的差异性需求。     

劣势积累与制度公平

本文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探讨了女性老年群体在获得公共养老保障资源方面所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制度因素,尝试从审视早年生活经历入手分析晚年生活,揭示了女性老年人的困境与她们人生经历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关系。作者认为社会干预是促进性别平等的手段。公平的社会政策不但要纠正对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偏见,还应该弥补社会制度偏见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社会保障应该成为这样一个补偿机制。     

社会治安体制改革的重点与目标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治安体制急需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比如城市管理、消防、交通管理、社区矫正、保安行业管理等等。结合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势来看,在未来的五至十年里,中国社会治安体制的建设需要着力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区警务战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保安行业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工作。长远来看,中国社会治安体制应该坚持社区导向,着重发展社区警务战略和社区矫正工作,建立与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社区治安管理机制。     

结构性问题破解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社会结构视角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大多都源于结构性问题。结构性视角可以成为分析和破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有益视角。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破解．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思路。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深刻变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经历了结构性变迁之后的必然抉择。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路径是有序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培育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注重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最终建构出以公正为基础的三维制衡的现代社会结构。     

论政府冲突管理能力的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阶层之间围绕经济权利的利益矛盾日益增多,基于对既有社会分配制度不满而产生的集体无理性的社会冲突日益增多,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利地位或弱势的群体在利益冲突中采取极端行为的情况增多。为此,政府需要正确认识社会冲突的双重功能,从战略发展和近期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入手,强化冲突管理能力,在战略层面将冲突管理纳入政治社会发展战略当中,在组织层面拓宽冲突管理的主体力量,在制度层面强化冲突管理的机制和程序建设,在个体层面提升党政领导干部冲突管理的能力。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