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法治信仰体系建构思路

中国法治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利于破除中国法治的现实困境,切实推进法治化进程,它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文化建设活动。中国法治信仰体系建构以中国丰富的传统法治资源、当代共和时期的政治实践与西方法治理论及实践为文化与思想基础。中国法治信仰体系建构的目标是塑造一套与中国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结构,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并形成一门综合应用学科或新兴专门学科。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范畴的法治信仰体系的建构可采取对古今中外的法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两种基本的发展方式,最终使法治信仰扎根于人心之中。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人治文化 ,缺乏支撑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 ;西方法律文化蕴含深厚的法治根基。究其根源是由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差异所致     

规则治理:中国法律生命进化的关键

现代法治与权利是紧密相联的,中国的古代法、现行法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还欠缺权利观念。而中国当代很多学者的论述多是以西方的权利———法治模式为参照,忽视了中国的独特观念和实践,当现代的法治运动摧毁了中国已有的模式,能否建立起西方的权利———法治模式又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法治理的症结不在于权利的缺失,而在于对于规则的认知不足。中国不应拘泥于西方的模式,要从本国的文化习性和传统,从实用立场出发,用规则治理,用发展了的实践理性才能扎实地推动对法律的反思。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制约中国法治建设推进的主要原因。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需要转变传统的生存方式,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法治精神相一致的生存方式,以及在传统重德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开出现代法治精神。为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学习西方的法哲学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建立法哲学。     

当代中国法治生成模式探微

西方法治的生成主要有赖其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基础的同时同向务实;以法治生成所依凭的社会基础的来源不同,西方法治的生成模式分为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大类;当代中国在对法治生成模式进行选择时,应当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以人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实体价值的问题.     

从经济生产方式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形成

古代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原因应该追溯到东方争西方最早的生产方式。西方历史上的工商业传统，一方面使得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和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民主、法治的法律意识；而古代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不但无产生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而且催生了熟人社会及其独特的处世规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西方式的权利观念、个人争民主法治意识在中国的生成。     

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欲实现彻底的现代法治文化转型,就必先根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流弊,充分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并吸收和借鉴成熟的西方法治文明,构建民主、和谐的法治文化。     

从《摩西五经》管窥西方法治的另一个思想源泉

《摩西五经》是早期希伯来文化经典之核心，其宗教平等思想反映了希伯来民族争取独立、超越自我的民族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法治基因。在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后，这种民族精神和法治基因成为影响西方法文化发展的主要元素，并在“两希”不平衡消长中逐步成长为权利至上、法律至上、契约神圣、司法公正等西方法治精神，也浇铸了西方信仰法治的文化心理，从而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准备了三大基本要素。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兼论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中国加入WTO后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法治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保证。当然在学习、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 ,应包括对它的选择与批判 ,应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吸纳和消化现代西方法律文明。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它将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多方面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施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我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法治现代化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其基本的路径就是以西方法治模式为标准进行框架的构建,以"变法"为基本手段进行法治的建设.然而,至今为止所进行的所有法治实践都很难令人满意,究其原因在于忽视了中西国情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西方法治建立在"同质"的文化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对"礼"的认同已经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破碎",呈现的是一个"异质"的局面.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必须正视异质化的国情,必须依托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注重法治的本土培育.     

"和"与"争":中西传统法治价值选择之异

"和"与"争"分别是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基点,不同价值基点的认可,使中西方做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法重"德治"、"民本"、"无讼"、"等级有序",而西方传统法注重"法治"、"人本"、"正义"以及"人人平等",这最终促使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法律文化,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法治发展之路.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北大核心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与重构

中华民族历经了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在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之中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任务,只有不断加强法律文化建设,才能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治观念相契合,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文章以此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并从多个视角对现有的法治体系进行了重构,为法治社会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可供借鉴的信息。     

中国问题、中国语境与中国意义——读《宪政与法治的中国语境》

宪政和法治的经验和样式都是西方的,当下中国如何践行宪政和法治呢?<宪政与法治的中国语境>一书从西方经验和中国意义、当下中国法律发展中的中国法律问题的反思和传统与民间的观照三个研究进路对此进行分析,直面中国宪政和法治发展中的问题,解读中国语境下的宪政和法治发展,彰显宪政与法治研究的中国意义.     

观念与法治——兼论中国法治之路

法制现代化 ,从根本上说 ,是人的现代化。通过对中西方社会主体观念的对比 ,西方的法治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 ,不可盲目照搬照抄。中国的法治应以中国人特有的观念为切入点 ,寻找法治在中国的本土化根基。     

论法治的社会文化条件

多元主义文化、理性与自由主义传统、平民主义意识、超验宗教、城市文明五大要件是法治的主要社会条件。这五大条件是从西方社会文化中抽绎出来的,并在西方历史上迭次出现、演进,终于在18世纪汇成了足以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文明的法治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