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

随着社会服务提供方式从“制造”向“购买”的转移，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迅速成长。对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事关社会服务提供的最终效果，受到中国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国家依附型路径和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的服务提供体制的影响，社会服务提供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正处在一个体制内的自我调整阶段。合同外包尤其竞争性招投标的创新实践，反映上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抑制由体制内生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管家关系；通过竞争性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拉开二者距离，引入委托代理关系，推进社会服务目标的稳固与实现。对A市公益服务招投标实践的分析表明，这种政府间的干预受制于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制度环境，效果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府间的相关制度与资源配置格局。     

AGIL?框架下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系统与提升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防止市场与公权力侵蚀的制度性保护机制以及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具有环境适应、目标获取、整合与模式维护这四种功能系统。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内生、自治的组织力量是社区社会组织的最主要部分,但其目前的发展状况尚无法使其承载起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上述功能。影响或阻碍社区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组织发展的行政性资源与社会支持资源不足以及现行社区体制空间约束。为此,需要通过加强政府顶层制度设计、创新基层管理体制与促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等三条路径实现对草根社区自组织的赋权增能、嵌入性吸纳与持续性保障,以更好地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系统。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增量较快,但总量仍然偏少且发展比较粗放,整体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也不高。为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方法;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快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完善工作。在法律修改完善过程中,应注意突出以下几方面问题:坚持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有机统一;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创设备案制度;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统一、有机协调的监管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聚集信任”还是“扩散桥接”?——基于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问题】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是区域与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面对纷繁复杂的区域利益关系变化,我国城市主体加入合作网络决策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方法】本文运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与随机主体社会网络动力学模型,基于2007—2018年间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合作关系的历时数据,剖析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过程,识别城市间合作行为策略模式及内外生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结构呈现出趋向信任的聚集闭合型动态演进路径;长三角城市偏好选择地理上邻接、具有相似人口密度与居民收入水平背景的主体作为区域性合作伙伴;地方领导人跨域交流和区域政策协调网络对城际公共服务合作的产生具有较强的外部驱动和催化作用。因此城际合作策略具有显著的低风险偏好特征,并通过加强信任承诺与集体约束机制,以减少合作交易成本,规避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结论】基于大规模、跨时段动态关系数据的合作网络演进考察,为理解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生发动因、影响因素及城市主体合作行为策略模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区域公共服务精准化制度安排与协同治理机制优化提供政策参考。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纵向干预何以推动地方协作治理?——以长三角区域环境协作治理为例

【问题】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及负外部性使得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已无法满足现实的治理需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实践层出不穷却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形成机制:自上而下的层级压力,即纵向干预,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纵向干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协作?【方法】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区域Z省A区与J省B区、Z省C市与D区间的跨域水治理协作案例,Z省E、F、G、H地区边界联动执法案例及长三角区域船舶与港口减排案例,基于关键人物访谈、内部文件查阅、新闻报道搜集等资料,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来剖析纵向干预在地方协作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干预本质上通过重塑地方主体的协作意愿以促进协作深化发展,但不同类型干预方式的作用有所差异。过程导向型干预基于制度建立起主体间更为稳定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利用层级结构发挥监督和协调的作用,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协作能力支持。结果导向型干预,虽能建立协作机制并完成目标,却很容易挤出横向网络中的互动,使协作机制难以维系。【结论】区别于西方实践,本文发现纵向干预在中国是促进协作机制深化发展的必要因素,它能够强化参与者间的横向互动,而非只是自发协作动机不足时的补充。这一研究深入剖析了纵向干预对地方协作的影响机制,并拓展了协作治理理论在中国情境的讨论。     

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的法定类型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注销、撤销和取缔是社会组织退出的三种方式。社会组织管理机关通过不定期的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将不符合政策的社会组织淘汰出局,有违社会治理常态。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社会组织退出制度各有特色,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关于公司解散和清算的制度经验,也为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提供了参考。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需要:(一)贯彻自愿性公益的理念,形成以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的社会组织退出机制;(二)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营造宽进宽出的法律环境;(三)建立社会组织评估与预警机制;(四)明确规定社会组织退出时的相关法律责任及剩余财产的处置办法。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各种源于西方的宏观和中观理论都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变迁,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中重新寻找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解释路径。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从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两个向度,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行动的困境在于,拥有发达纵向网络的组织,并不一定能发展出有效的横向网络,反之亦然。社会组织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的相互增强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内部治理结构、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和双方的资源依赖状况。论文探讨这种微观机制层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机制,并探讨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     

论我国慈善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重构

我国慈善组织的治理机制由行政立法确定,参照民法的法人基本制度确立了慈善组织法人治理机制。但由于法人制度是以营利性公司法人为蓝本制定,因此对慈善组织的所有者、理事会、监事会的行为合法性和恰适性等问题产生了理论分歧,在实践中则滋生各种不良行为。借鉴域外立法和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在民法体系上拟制所有人以确定权利人对理事会再定位以明晰其职责和成员义务,撤销监事会并重构监督机关,同时培育信义义务体系和自由竞争环境,由此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的治理机制。     

社会组织与我国社会组织法制建设

2013年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我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单纯依靠国家管控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要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将社会组织立法重心由管理、控制转向培育、扶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大力扶持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接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要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通过法制来规制社会组织与国家、民众的关系,划定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权利的边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分离又相互协作、相互推动的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转型期的社会管制与自组织治理——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为应对这一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失控和无序现象,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制,社会自组织治理也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多元治理机制的协调互动,最终为国家重构了良好的制度氛围和发展环境。本文认为,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治理优势,推进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如何实现横向协同? ——基于13个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流动的水资源与相对固定的区域分割形成一个治理难题,跨区流域生态补偿面临犬牙交错的权责关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域政府间联防联治、构建全流域共同治理机制?本文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因素有哪些?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的作用路径是什么?【方法】本研究构建了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动力模型,以建立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的13个流域试点为案例,以地方统计年鉴、生态环境部门公开数据和政策文本等资料为数据来源,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sQCA条件组态分析发现实现跨区流域横向协同的两个条件组合路径:(1)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强政治势能*政策环境支持;(2)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弱组织支撑*地区经济差异*政策环境支持。两条路径总覆盖率约为72%,表示这两个组合能够解释大多数案例,是促进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典型组合。【贡献】研究发现了实现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两条路径:“高位主导”型协同路径和“辐射带动”型协同路径。因此,进一步优化我国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应从差异化治理入手,完善跨区流域机制协同,构建横向自主协同新路径,全面提升流域—区域联动治理水平。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准入制度、内部治理结构、资金筹集、监管等方面存在问题,因而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进行相关制度构建,探索社会组织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途径。     

制度转型、组织行为与犯罪的多元治理——一种新的犯罪解释论及治理框架

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正式的法律制度框架、非正式的社会行为准则及主流的文化价值理念共同构成整体性的制度环境,其通过外在控制机制与内在影响机制调节与约制组织的观念与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引致制度层面的持续转型,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社会组织等皆须适应外在与内在的制度环境变迁而实施相应调整。在制度转型背景下,经济组织更易发生犯罪行为,当组织的客观行为堕距于正式法律制度保护的法益变迁,组织秉持的责任伦理堕距于社会行为准则与社会容忍度变化,组织的主观认知堕距于主流文化价值理念转变时,则会导致组织行为失范甚至犯罪行为发生。在复杂的制度转型过程中,犯罪治理需要多元组织机制共同作用,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与社会组织应当顺应制度转型变化,克服原有制度框架形塑的路径依赖,通过再制度化方式实现犯罪治理多元机制的组织优化。     

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受到工业化、信息化以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心理发生了变化,因此我国的社会治理面临着较多的问题。适应变化以及迎接挑战的重要节点就是指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并且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和困境,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思路和对策。     

劳工跨境迁移机制与治理策略——以广西P镇的越南劳工为例

【问题】随着中越跨境劳务合作的推进,有关临时外籍劳工迁移与治理的问题显现,但学界对此的关注不足。文章结合广西境内的越南籍劳工迁移经验,考察临时外籍劳工迁移的组织机制及其变迁,以及政府治理的张力。【方法】选取广西P镇为调研地点,三年间五次深入实地以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当地越南劳工的生成逻辑、治理机制与困境。【发现】中越边境的跨境劳务市场由来已久,其最初主要由雇主、劳工与民间经纪人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构建而成,具有自发性和非正规性。随着国家的介入,正式的跨境劳务合作兴起,临时外籍劳工的迁移与治理看似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实则仍难以阻止非正规迁移的暗流。原因在于深具民间性、深度依赖民间经纪人的传统组织方式有很强的惯性,地方政府期待中的规范化迁移方式实际上无法适配复杂多元的乡村经济与社会生态,也隔不断一衣带水的文化关联。当然政府的协调机制也存在一定问题。【结论】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以市场为基础、移民中介为主体的移民治理体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需要注意移民治理中的民间性和非制度化因素。国际移民治理经验也可为我国跨境劳务合作提供相应借鉴。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在认识和解决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实施公共管理时,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的一种相互沟通、协调和协商合作的机制和分担责任、分享收益,实现共赢的一种合作模式,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再完全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具有很强契约特点的政府管理的新理念,体现出政府在公共治理中角色的转变及其对自身职能和地位的重新认识。     

试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改革

传统考核机制对于提高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公共管理能力缺乏必要的激励作用,改革完善乃至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机制已是当务之急。新的绩效评估机制应以效率和公正性作为绩效评估的基本标准,构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大指标体系,确定评估主体,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改革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