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探析

我国在量刑规范化的改革中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变了过去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合一的状态,使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出现了相对分离,同时,由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适用于定罪程序的证据规则不一定适用量刑程序。因此,为了准确地进行量刑,就有必要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进行研究,构建出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适用规则。     

量刑辩护浅析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使量刑辩护日渐成为重要的辩护形态。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改革背景下,确立独立的量刑辩护权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控辩对抗的增强能够有效地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发展,能够制约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确保法院作出公正的量刑裁判。量刑辩护权包含几项具体权能:量刑证据获取权、量刑证据运用权、量刑意见发表权。完善量刑辩护制度,应建立量刑裁判结果说理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提高律师的辩护水平。     

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在著作权刑法保护上存在着保护范围不够明确、定罪量型标准过高“、非法经营额、违法所得额”混存的规定不科学、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不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及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衔接不当等问题。为了严厉打击著作权侵权犯罪行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切实落实TRIPS协议的要求,必须改进立法模式和审判方式,修改法律条款,完善定罪量刑标准及统一自然人、单位犯罪的定罪标准等政策措施。     

论量刑庭审程序的中国模式

量刑规范化改革要求改变原来那种"重定罪、轻量刑"的庭审程序,通过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调查辩论程序,完善和强化公诉权及被害人求刑权,拓展和加强辩护权,实现量刑程序的诉讼化,使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对分离,以达到规范和制约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之目的。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是预防冤假错案的重要抓手

<正>◆完善证据审查机制,对审查判断证据提供正面指引,进一步细化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明确证据采纳标准。◆明确非法证据范围和认定标准,完善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强化案件审理机制,审判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贪贿量刑标准变化:“数额较大”由5000元调整为3万元

正新华视点·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     

打击网络色情犯罪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网络色情犯罪形势严峻，打击网络色情工作中面临着许多问题：专门侦查力量薄弱，侦查取证难；相关法律不完善，定罪量刑难等。针对这些问题，要进一步提高侦查水平，加强打击力度，完善法律法规以更好地维护互联网的秩序和环境。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之法律属性探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一直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指导方针。若要使该制度发挥其优越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关键是明晰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只有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以独立的量刑程序为研究视角,结合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之内容,才能准确界定其属于量刑证据材料。     

测谎结论证据价值分析

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明显的证明作用而具有证明力 ,但在我国因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合法性而不具证明能力。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测谎结论合法性 ,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证据的体系中 ,明确规定其为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的依据 ;同时应尽快完善测谎技术、更新测谎设备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刑事证明标准的新发展——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52条及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明标准的"确实、充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但是,具体的表述有待商榷。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不宜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表述。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应当在条文中予以体现。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和普通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应当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涉及立即执行的不利被告的量刑情节应当坚持最高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基于盗窃罪的司法量刑改革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案件及其司法裁决折射出了我国司法量刑改革之困境。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化方法引入量刑机制以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种量化方式与我国目前以衔接式为主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模式不相协调,这导致诸多特定案件无法实现个别化正义,量刑结果与社会公正情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刑事立法中改变"唯数额论"的量刑模式,提倡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立法定罪模式。在刑事司法中,打破以数额为主的量刑方式,降低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加强量刑中对犯罪情节的考量,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机制内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律正义。     

有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想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比较多的"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加之对法官的量刑权缺乏有效监督,以至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比较严重,不利于维护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就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证研究——基于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判决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媒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问题日益严峻.通过对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正面临着保护法益界定不清、法律适用偏差、量刑不适当等诸多问题.未来应从事前预防入手,明确法益保护立场,规范该罪的定罪量刑活动,优化刑罚适用,实现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有效衔接,更好地构建起个人信息保护框架.     

量刑基准要义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等量刑失衡现象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顽症,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要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必须规范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量刑基准对于完善量刑制度,实现量刑均衡,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量刑基准的意义、概念、特征、确定原则与方法等问题略抒已见。     

死刑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量刑程序独立化为视角

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刑法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本着“慎用死刑”的原则，通过设立完善的刑事司法程序限制死刑。在死刑依旧客观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刑罚体系之中的情况下，加强死刑的程序控制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在我国死刑案件审判过程中，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法庭审理活动“重定罪、轻量刑”，这不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在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研究如何通过完善量刑程序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就成为必要。     

司法

我国对信息网络侵犯知识产权设置定罪量刑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对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意见从非法经营数、额、传播他人作品数量、作品被点击的次数、注册会员人数等方面进一步予以明确规定,     

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界限正确认识罪责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重要保障。定罪情节与法定刑密切相关,而量刑情节与宣告刑紧密相联,二者泾渭分明,然而在量刑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估堆”式量刑模式,违反了“同一事实情况禁止重复评价”这一国际通行的原则直接造成了处罚的畸轻畸重,从而严重影响量刑的公正性。如何正确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特别是揭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是建立相对完备的量刑情节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量刑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化。     

略论侦查阶段刑事证据的保全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刑事证据既是刑事案件赖以成立的物质基础,又是讯问时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认罪行的武器,还是整个诉讼过程中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刑事证据的收集、确认和保管工作主要由刑事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来完成,     

知识产权犯罪中既未遂形态的认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为例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犯罪构成的特点,导致对其犯罪成立及停止形态的认定存在着争议。把握好数额要件在本罪中的法律地位及评价作用,才能准确地定罪量刑．体现罪刑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