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财产保护的正义诉求与理性回应

怎样保护被拆迁者的合法权益,是一个保护公民财产权的问题,其实质关乎社会正义,而私有财产又为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现存城市房屋拆迁政策中的利益不均衡正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也更加重视合理回应社会的私产保护的公共诉求。调适城市房屋拆迁双方———开发商和被拆迁户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调整由于拆迁法律及政策偏差所导致的不同群体间享受发展成果的巨大差异已成为现代政府的责任。逐步建立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均衡机制,确立自律自立和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在制度创新中实施社会的公共选择,实现利益均衡和谐及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目标。     

民生问题的政治伦理诠释

民生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民生是由一系列公民权利组成的权利集合,民生不是政府对公民的恩赐而是公民对政府的权利诉求.关注民生是政府伦理的底线,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不能依靠临时性救济,而必须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之下,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保护机制,以制度化的途径确保所有公民都拥有社会普遍认可的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     

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分析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在正式的制度渠道缺乏或者不通畅的条件下,公民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在我国,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于正式制度结构的不健全和不均衡,政治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和经济地位偏低、政治效能感脆弱,以及政治参与的环境中社会结构的断裂三种因素造成的。而走向公民有序利益表达的对策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公民参与教育以及建立社会控制等几个方面。     

论公民监督与制度保障

公民监督的驱动力在于维护和实现公民利益及社会利益。我国公民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还相对较弱。在现代国家,公民有效监督权力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监督意识和监督机制。借鉴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加强公民监督的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乃至于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发挥多党合作制度 培育公民意识的功能

强大的政党制度应当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杨爱珍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分析了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关系．文章认为．政党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公众有了利益表达的诉求．才有公众对政党这种利益表达工具的诉求。当然,公民意识离不开成熟的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政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成熟的公民意识是政党制度发展的文化基础．同样．成熟的政党制度也具备培养公民提高公民意识的功能。我国政党制度能够有效地畅通政治权威系统与社会的沟通．实现政党之间互相监督．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非制度性利益表达增多等问题。解决的路径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加快民间组织发展,增强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意识;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表达渠道;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     

转型时期利益协调机赦的问题及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协调机制经历了重大调整，但依然存在利益格局失衡、利益表达渠道单一、利益整合机制滞后以及利益矛盾调处方式简单等问题。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扩大公民参与以及建立多元化的矛盾调处机制，将有利于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非常状态下的行政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分析

以非常状态下的行政补偿制度为分析对象,对于非常状态的概念和行政补偿的概念分别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从公民权利保障、平衡公民利益、依法行政三个方面阐述非常状态下行政补偿制度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存在的重要性。     

公共危机的依法管理及其法制完善——危机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危机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在实行危机管理职能时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切实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彰显“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针对中国目前危机管理现状,可以从限制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法律救济及危机管理的法律完善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以完善的危机法律制度平衡危机下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紧张,从而保障公民权利。     

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的成因分析与思考

法院裁判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成因主要包括:转型社会矛盾多发与司法腐败现象存在、公民权利意识增长与表达自由渠道的畅通、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等。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是由个案问题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解决问题的出路应当从遏制司法腐败、改革公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增加审判程序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完善民意沟通机制等方面寻找。     

公民主体视角下的共享析论

立足于"公民"主体,有助于从"国家-公民"(权利)与"公民-国家"(义务)双向度视角对共享进行诠释。共享是平等公民权利的"应有",即公民对平等——人格尊严平等、机会平等、社会保障平等的权利的享有,以及平等权下的共享权——给付请求权的吁求。共享重在积极公民的"应责",积极公民是劳动创造的主体,担负共创责任;积极公民是共享参与主体,在参与中维护公共利益,供给公共服务;同时,共享又塑造着积极公民。共享旨归于公民利益和谐,"剩余共享"是公民利益和谐的现实基础,"合作理性"是公民利益和谐的理性前提,分配正义是公民利益和谐的制度保障。     

参与式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参与式治理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是我国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参与式治理的关键在于公民赋权以确立公民参与主体资格,核心在于民主协商以保障公民在场表达利益,基础在于自主治理以建构公民主体性社会。在我国构建参与式治理模式需要加强分权制度改革,创新公民参与治理载体;发扬协商民主精神,畅通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推进社区自主治理,提升公民自我治理能力。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人类的群体性活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在自然法条件下,每个理性的公民都设法把自己利益最大化,这种交集的必然结果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交易成本增加。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公民共同让渡出部分权利以契约的形式委托第三方代为管理,这便产生了公共管理。因此,公共管理以公民权利实现为基础,公共管理部门作为契约的委托人,必须在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随着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决定社会公共管理走社会、市场、政府有机结合是有效实现公民权利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研究

利益表达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行为。建立和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塑造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必须构建人民利益表达的实现机制,必须构建利益表达的引导机制,必须构建利益表达的规范机制,依法保障和规范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行为。     

行政公开：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政治文明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权力能够得到有效行使;二是公民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实现,始终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难点和关键。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发展程度,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行政公开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人格权、参政权、生存与发展权的尊重与保障,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与重要标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建立和发展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公开制度。     

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政府对新生的公民组织来说,依然是处于强势地位,政府的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利益及其对政府的认同,它还动摇了政府自身的合法统治基础。实现政府管理的科学化、社会管理的法制化和人民生活的民主化,必须首先实现政府和公民的理性博弈。为了使公民社会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必须重视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成为政府的附庸;另一方面要防止与政府产生不必要的对立。公民社会组织应当通过正规的与非正规的渠道,与政府及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市场共生共强机制。民主体制下唯一良好的权力配置就是强社会与强政府共存;在这种格局下,政府有能力高效地工作,公民社会也足够强大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而侵犯公民权利;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弱小,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公民参与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困境。对此,必须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海峡两岸暨香港公民社会指数比较

海峡两岸暨香港公民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和发展道路,同时又具有很多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制度关联,它们之间的比较一直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借助国际比较研究——公民社会指数(CSI)的框架,对海峡两岸暨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作出比较分析,借鉴海峡两岸暨香港公民社会比较的经验,大陆公民社会的发展,于外而言,首先应该着重在环境改善,特别是政治环境、公民权利、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环境;于内而言,应有意学习和实践宽容的观念,促进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以及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