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业拆迁中政府角色定位的法律分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所涉法律关系、拆迁程序和法律后果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在我国目前的拆迁立法中,并未对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进行区分,导致了政府不当干预商业拆迁,行政权力被滥用等问题。本文将对如何划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以及商业拆迁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进行讨论。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职能及争议问题探析

本文首先引述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概念和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职能及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范畴,然后针对政府在房屋拆迁管理行为中的几点争议问题予以了论述,并以此为据对政府职能的完善和新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重构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之行政控制

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纠纷频发,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发放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是整个城市房屋拆迁程序的第一环节,因此,监督政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发放拆迁许可证,可以从源头上遏制非法拆迁行为的发生。为此,在继续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行为的立法、司法控制的同时,更应重视行政控制。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问题与对策——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角度解析

本文从分析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概念和种类入手,在厘清公益拆迁和非公益拆迁的界限的基础上,将城市房屋拆迁分为拆迁许可、补偿安置和强制执行三个环节分别论述,进而阐明了城市房屋拆迁在诸环节中现存的问题,并试图通过立法制度的完善、政府转变角色和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等方面,探索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解决的新途径.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性质之定位

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仅存在若干内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而且模糊了房屋拆迁的法律性质。政府一方面实际主导着拆迁,另一方面又不承担拆迁人应有的法律义务。政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含混不清,是造成被拆迁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法律原因。法律修改的首要问题在于理顺拆迁法律关系,明确房屋拆迁的行政征收性质,依此对房屋拆迁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配置。政府作为行政征收人直接承担对被拆迁人履行拆迁程序、拆迁补偿等方面的义务。     

政府如何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避免行政诉讼——以武汉花楼街拆迁改造工程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个大中小城市都开始进行对老城区的拆迁改造。城市拆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改善了部分人的居住条件,也优化了城市的环境。但是由于我国法律上的漏洞和我国行政系统的缺陷,导致城市拆迁出现了很多问题。由城市拆迁引起的行政诉讼时有发生。下面本文将以武汉花楼街拆迁工程引起的纠纷来探讨政府在进行拆迁如何避免与被拆迁居民之间的行政诉讼。     

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近年来,房屋拆迁问题及我国现行房屋拆迁制度的调整缺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屡屡发生于各地的恶性房屋拆迁事件更是将这项攸关民生与民权的核心问题推向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在这些房屋拆迁纠纷事件中,政府、开发商、法院、建筑公司、社会公众都卷入其中,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政治权力以及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矛盾纠缠错结,愈演愈烈,造成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本文旨在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现行拆迁制度的利弊得失,并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的各自利益关系进行梳理,进而对由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特别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基本法律调整下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进行博弈论和模式化的分析,揭示出当前城市房屋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及其根源,最后在总结经验和法律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现行房屋拆迁制度的对策建议。     

房地产法律问题研究——以房屋拆迁为视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建设,城市的发展必将进行新城区拓展及旧城区改造,也就必然会涉及房屋拆迁问题。近年来,我国房屋拆迁纠纷逐年增多,且有激化迹象。而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房屋拆迁的法律性质没有进行相应明确的界定,立法对于房屋拆迁的规范存在一定的缺陷,造成了不和谐的一面,本文主要浅析城市房屋拆迁中依据拆迁目的不同,分为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拆迁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此期望对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建议。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混乱行为,造成了政府和被拆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规制的种种缺陷.只有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立法,解决法律的冲突,完善司法救济途径,建立合理补偿机制,才能有效化解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矛盾,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职能的法律分析

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府的自利性、产权界定不清、法律规定不明。政府职能在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上是有所不同的,在公益性拆迁中,政府和被拆迁人是行政管理关系,和拆迁人是行政合同关系;在商业性拆迁中,应全面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地位中立,只行使监管职能即可。     

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

随着城市建设以及城镇化的加速 ,拆迁纠纷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性问题。从我国房屋拆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来看 ,矛盾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拆迁人滥用公共利益侵吞私人利益的现象普遍 ;二是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模糊 ,因滥用行政权力干预拆迁活动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严重 ;三是拆迁补偿严重不足 ,民怨很大。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 ,本文从合理保护房屋拆迁中财产权利的必要前提、保护财产权利的关键及根本途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以期对我国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的完善有所裨益     

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面对我国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主张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政府拿来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对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比较分析后,认为法治政府已经涵括了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之内容,服务型政府则从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突出了服务之作用,因而,我国应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执法改革

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民主国家政府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应有的基本品质。针对目前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必须从转变执法观念、重塑执法职能、改革执法体制、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及完善执法矫正机制等方面进行行政执法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之探讨

完善的政府采购法有利于保障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预防和遏止违法行为,加强市场监管等。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适用范围狭窄,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制度疏漏,政府采购方式疏落,政府采购监督制度粗疏,国内产业保护乏力等问题,需要以扩大适用范围,进一步明确建构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制度,增强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范,健全政府采购监督制度,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来完善《政府采购法》。     

行政法学研究应如何回应服务型政府的实践

行政法学研究服务型政府问题,应当把"以服务行政模式履行政府法定义务"作为核心,兼顾服务行政和秩序行政两个领域,处理好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服务行政、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之间的关系,关注服务型政府实践中出现的权力膨胀问题、成本增加问题、服务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服务资源的科学合理使用问题、服务效率悖论问题。应通过完善实体法、程序法、救济法,塑造一个"行政法之下的服务型政府"。     

三农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由于不能解决地方机构臃肿、地方政府腐败和滥权以及地方财政困境,取消农业税的税制改革难以应对“税费反弹”现象,仅仅是暂时缓解农民负担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道。从宪法学角度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完善地方民主与法治,从以行政为主导的中央控制模式转向以司法为主导的权利保障模式。中央干预的目的不在于亲自解决十分具体的问题,而应指向提供解决问题的制度。     

依法规范县、乡政府行政行为，建立高效率的政府职能机制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县、乡政府的行政行为的范围,我国县、乡政府行政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的不同点,根据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广泛的自主权,自主空间的扩展等特点,分析了我国县、乡政府行政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制约县、乡政府行政行为,增强准确信息的沟通,实现县、乡政府职能转变,在农村推广法治改革,在法治轨道内引导农民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依法规范县、乡政府行为,建立高效率的政府职能机制。     

我国政府采购立法模式初探

政府采购是当前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而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必须有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政府采购法.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立法的状况怎样?如何加强、完善我国的政府采购立法?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应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法体模式以及建立哪些基本制度?本文就这些问题阐述了有关看法和主张.     

行政许可法的执行现状及其对策分析——行政许可法实施一周年之际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推进了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进程.但是,<行政许可法>实施近一年来暴露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各级政府要针对出现的问题,加强法治观念建设、电子政务建设、行业和中介组织建设,完善许可配套制度、许可听政制度、财政管理制度、监督制约机制,改革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等,实现建立法治政府的目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