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论村庄法人的治理权

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庄的法人治理权是实现其自治的重要手段。本文就现行法律规范下,村庄法人治理权的释义及其范围界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是实现村庄有序治理权的基石、村庄自治权的组织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新农村建设中的精英治理困境分析——以恩施市南里渡村为例

村治模式的选择与运行已经日渐成为影响着国家基层的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关乎中国农村发展的状况与方向以及现代化的实现。当代中国村级治理的特定模式是村民自治,然而由于受经济条件、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村治实际中存在着大量的却是以村民自治为形式的实质上的精英治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精英治理有助于农村各种资源的管理、分配,也有益于民主、法治观念向农村社会的衍伸,以及村民最大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但同时,精英治理也有自身难以忽视的困境,不利整个农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恩施市的南里渡村的精英治理值得作为案例分析。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村民自治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北大核心SSCI

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30年来,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持续推进,从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研究到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接着到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研究,再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模式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不断转换。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单元等村民自治核心论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回顾了30年来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挖掘基层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村民自治与家风建设、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建设等论题。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

<正>孙艳华刘湘辉在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农村社会治理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更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只有对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与应对,才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之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具体到农村社会治理而言,其治理主体必然包括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看,正处于单一化的困境与多元化的尴尬之中。因此,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促进市场力量在农村社会     

党的领导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培养干部、农村经济建设和维护群众利益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制度实践,发挥了领导作用.但也应看到,在一些地方,随着农村社会的治理难题不断涌现,有的地区的村民自治形同虚设,村党支部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面临被虚置的危险,领导作用被削弱.在新时代,为了进一步实现和保障党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村党支部应当在农村地区发挥领导力,这是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关键.村党支部的领导力,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实现的重要体现和保证.     

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正The government explores methods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by allowing more NGO participation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s' needs More than two decades ago,Zhang Kun,a 65-year-old businessman and former teacher in Donggu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embarked on a philanthropic journey to help poor children. In 1988,Zhang came across a letter from a poor student seeking financial help to finish     

执政能力与执政诚信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党面临着的一个紧迫课题,要切实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就必须充分认识执政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执政诚信是执政能力的关键因素;执政诚信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执政诚信是执政能力评估的重要尺度;执政诚信是国家和社会道德价值导向的指南针;执政诚信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剂。加强执政诚信建设就必须清除认识障碍、厌德障碍、利益障碍、思维障碍、自省障碍和上梁障碍等六大障碍。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共享”式治理:新时代地方治理新路径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治理类型,其中“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它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主线。地方“共享”式治理的内在本质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为此,地方“共享”式治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党和政府为核心,通过市场、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 生态治理与生态公正问题探究

公正高效的生态治理是保障公民生态权益、实现生态公正的重要途径。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政府生态治理的失衡必然加剧生态危机、社会不公与生态不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视野中整体推进生态治理,切实保障公民生态权益,实现好维护好生态公正,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一项重大职责。     

和谐治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的新境界

金秋10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七大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盛会贯穿着一个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回首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之崛起上下求索,力挽狂澜,在艰难、曲折、奋进的历史长河中,终于寻到了一条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先进潮流的现代化航程,那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历史的选择。恩格斯曾云,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就是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的伟大旗帜,展示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前景。这面旗帜犹如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千舟竞发的广阔大海,令众多青年学者激情澎湃,意气风发,对建设伟大祖国的壮丽明天充满信心。本期,我们特选择7位青年学者的笔谈,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植根于中国的国情与实践,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开辟出一条超越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由与发展权利的实现,最终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归,使其真正成为具有鲜明中国逻辑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治理的新范式。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国家治理进程中的警务现代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的发展,国家在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和治理重心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警务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进程中变革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警务内涵、警务形式和警务职能重心等方面亦进行了相应的变化与发展,实现了与治理进程的契合。随着国家治理进程的推进,警务现代化需要在警务理念、警务主体与警务方式上做出进一步的变革与完善。     

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系统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从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制度路径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规定,为社会建设的具体推进提供了方向;其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确立,把公共治理的理念同和谐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在公平正义理念的指引下,行政改革、社会自组织力的提升、责任机制的重构和公共服务的优化等都同和谐社会的构建密切相关。本刊刊发一组青年学者的笔谈,以期引发对构建和谐社会更深入的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