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江西省XS县的实践分析

在社会组织化较低和村民个体化的条件下,治理精英成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扶贫工作、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通过构建基层政府、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治理精英为什么会成为衔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和乡村社会扶贫的关键力量的原因作出解释:其一,村庄内部人力、财力、文化等资源的匮乏使得普通村民群体难以肩负脱贫致富的重任,作为"弱者",他们更愿意依赖治理精英来实现这一愿望;其二,受到经济理性观念的影响,基层政府更信赖有声望、有发展能力的治理精英,富有治理精英的村庄因而更容易获取政府扶贫资源;其三,乡村治理精英无论是个人禀赋还是社会资源相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优势,在扶贫行动中他们更可能发挥核心作用。但是治理精英协作扶贫虽然在扶贫初期能够广泛调动社会资源、整合乡村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即体制内治理精英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和治理精英协作扶贫的脆弱性。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通过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即在宗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作用下,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如何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参与模式。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村委会民选绩效考察--上付村两届村委会选举的比较分析

本文考察了上付村的两届村委会选举情况,发现其结果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民选后的绩效不够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影响村委会选举的因素除了体制和利益等因素外,村庄内生的因素--宗族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乡村习惯和非均衡的村级权力分配格局对村委会选举的后果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考察分析村委会选举的后果,需要从村庄内部特性去寻找原因.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审视乡村正式权力的真空化——以赣中某乡的调查为例

乡村社会权力的变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自撤社建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最近的税改以来,基层政府进入乡村的动力进一步减弱。在此前提下,由于村委会缺乏相应的资源以及村民对干部道德上的质疑,村委会权威不断弱化;同时,由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村民减弱了同村庄的联系,其对乡村政治参与的意愿也随之减弱。这些都共同导致了当前乡村社会正式权力的真空状态。     

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九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

调查表明,中国农村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不同区域、不同村庄有不同的表征。乡村政治参与关联于乡村政治文化,乡村政治文化的迥异源于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程度。     

后扶贫时代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村组治理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也是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区域。在后扶贫时代,要实现振兴乡村、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必须立足于已有的特色、针对新出现的问题,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基层特别是村委会、村民小组两级的治理水平。要以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过程中改善人民生活为治理原则,充分发挥村民小组的治理作用,强化村委会的生态治理能力和社会公共服务能力,重点培养村组干部的生态治理和电子营销能力,建立健全配套的国家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