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政府:政府治理的变革创新——以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变革计划为例

在政府治理行为中启动精益变革,美国环境保护署要求各部门采用精益创业的循环模型,即确定"价值观念"→设计"最小可行性产品"→汇总用户数据。精益流程改进是精益政府变革的中心任务,前提是对现存问题定位,方法是"先创建后投入",最后进入具体流程精益化实操阶段。敏捷开发工程是精益化最重要的保障,它强调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以将开发失误可能造成的浪费降至最低。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政府变革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如其所使用的精益管理工具、信息技术对于我国精益政府建设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精益文化、精益精神层面的变革上需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它还仅是一场政府治理渐进性的变革,注重各级政府"非公共产品生产或供给领域"的精益化。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途径与策略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进程,电子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电子治理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在变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为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笔者在回顾和梳理电子治理和政府信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三种途径,即提高政府透明、改进服务效率和促进参与互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电子治理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核心,完善电子化信息公开,优化一站式在线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参与。     

界面理论范式：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统一分析框架建构

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对政府和治理变革产生了兼具工具论和本体论特点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工具论强调政府和治理需要借助技术来改进自身运行和提升效率,本体论意味着政府和治理需要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技术变革,由此政府和治理可能以全新模式呈现。为了整合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已有的研究,并且将技术变革纳入考察范围,我们试图提出界面这一新型分析单位,研究界面自身的特征、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和功能与目标,从而建构一个关于界面的理论范式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政府和治理改革。从界面理论范式建构的中国实践经验来看,技术在缩小界面、扩大界面和集成界面等方面的形态有不同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政府是其典型代表,而构造弹性化界面运作形态会成为界面理论范式的未来趋势,也是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趋势。     

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社会管理创新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管理"有广义与狭义两分的定义,说明"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于"社会自治",社会当以"善治"为目标,而"善治"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工作配合,即,良好的"政府管理"和良好的"社会管理"(社会自治)。而政府管理的三模式(霸道、王道、民道)理论,从理念、制度和政策特点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来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方向在于实现从"霸道"和"王道"向"民道"的转变,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务管理中心的地位和角色,即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依赖于三种力量和机制,即中央政府的牵引力,地方政府的内驱力,民众和舆论的外压力。     

合同制治理:城市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的政府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之一,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将越来越依靠合同推进.合同制治理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机遇:即合同制治理可以提升城市政府管理效率,合同制治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潜在社会收益.在合同制治理框架下我国城市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即在合作方式选择阶段的效率与公共性的考量,在合同设计、谈判阶段的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完全,在合同执行、监管阶段的政治风险与法律责任等问题.因此,加强城市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建设重在:确保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设立独立的合同执行与监管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维护合作双方利益.     

地方治理进程中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不足是地方治理进程中遇到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加强网络管理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绩效,实现地方公共事务的"善治",是网络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承担和履行"元治理"角色的首要任务。当前,在适应社会变迁、推动治理变革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急需强化网络管理各个阶段的责任和核心能力,以消除地方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实现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变革：政府对危机治理的回应

危机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特殊情形,由于它不同于常规情形下的政府治理,因此政府治理效能的高低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这也是政府危机治理研究的必要性所在。纵观国家危机处理过程,以及危机处理实际取得的成效,只有通过政府的变革,才能使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在危机管理中得到提高。变革主要包括危机的事前、事中、事后研究与确立规范常识性的危机治理制度和机构等六个方面。     

政府管理变革的三个维度

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管理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这种变革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府管理模式的重塑、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管理方法的创新。我国的政府管理变革,是在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既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积极成果,又要有适应我国国情的变通并针对我国特殊问题的新举措。     

政府绩效损失及其测度: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的理论框架

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效率至上"理念试图寻求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唯一最佳路径",这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政府绩效改进不仅要关注组织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在不同情境下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政府绩效损失是基于对政府绩效结构的认识,审视绩效生产过程和改进绩效的切入口。政府绩效损失从工具理性和公共价值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政府绩效管理分析方法的价值分析路径,从回顾绩效损失的概念及其治理的研究出发,以政府绩效价值链分析的"环节—要素"矩阵为基础,论述了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绩效损失测度的理论框架。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及其研究价值——从“全球性结社革命”和合作治理谈起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到合作治理的重大转变。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形势,势必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管理与服务的位置颠倒过来了。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既是来源于合作治理,又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治理。从合作治理的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企业信用失范与政府行为

政府的不当行为是造成当前我国企业信用失范的重要原因。治理企业信用失范,必须首先变革政府管理,规范政府行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属政经法一体化改革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举措,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监管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其中枢要和关键: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繁荣的政府简政放权是其核心动力,统一法治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力是其重要动力,公众和社会智力的民主参与是其关键动力。简化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合作开放治理能力以及激发社会的人才与知识供给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协同治理框架再造——基于“主体—机制—目标”的分析

大数据的产生和应用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起源于商业领域变革的大数据,其技术和思维逐渐影响着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大数据时代,政府、社会和公众是社会协同治理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治理主体,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解和权益保障是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伴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终将迈向智慧治理目标的新时代。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及其评析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进行了治理模式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扁平化治理"、"共同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合作治理"等主要模式。尽管这些模式还只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变迁。     

论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变革

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府治理模式都将是与时俱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完全改变了政府管理的理念。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需要加以认真地总结提炼。对公共管理变革做一个概要的分析论述,概括了这场变革的理论构架,分析了相关的案例。公共管理变革的国际经验对于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来说是有重要借鉴价值的。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