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视听资料证据在庭审中的运用

所谓证人视听资料证据在庭审中的运用,是指侦查、起诉机关在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和要求询问证人的时候,由证人声明以此证据在法庭中使用,视同其本人亲自到庭作证,侦查机关除依法制作询问笔录外,同时使用录音、录像等视听手段提取视听资料,由此形成证人视听证据,于开庭审理时当庭同时出示和播放,可以起到证人亲自到庭作证的同等效力。这样做: 1.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结论、勘验笔录和其它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47条注重     

完善证人到庭作证的法律思考

刑事诉讼中，证据是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根据，证人证言是其重要证据。由于我国立法上尚有不足，证人到庭作证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某些做法，建立和完善各项相关法律制度。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

卧底侦查是指有公务员身份的警察.为了瓦解组织犯罪而化名潜伏到犯罪集团里的侦查活动。与卧底侦查相关的概念有诱惑侦查、卧底人、线人等。诱惑侦查俗称"钓鱼",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卧底人(又称普通卧底者)是指没有公务员警察身份的人,以自己的真实身份     

鹤城钓“鱼”

获悉贩毒线索,警方按兵不动,警花卧底,警探乔装,斗智与斗勇,侦查与反侦查,谁将棋高一招?     

证据“转化”规则批判

证据转化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未见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一直沿用的一项证据规则,它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一定手段,将形式上(如取证手段、取证主体以及证据种类)不符合法定要求因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转换为合法证据的规则。根据证据转化规则之要求,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之证据以及非法定种类之证据,都应当经过转化才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产生,有其制度上的必然性。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沿袭已久,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证据转化已经成为侦查机关处理问题证据的常规做法。客观地评价,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在程序法定主义以及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尚未完全得到确立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证据转化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与争议,并由此凸显出其在证据法理上的某些矛盾与困境。基于此,证据转化规则的某些内容与要求,应当进行适度的修正,其适用范围也应当进行适当的收缩。     

卧底侦查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卧底侦查概念辨析卧底侦查是不同于普通侦查模式的一种侦查方式。一般的侦查是侦查主体自己去寻找并分析犯罪证据、收集犯罪线索从而破获案件。而卧底侦查则与诱捕有关,常常要利用秘密提供情报的其他人。因此,卧底侦查与侦查诱饵、线人等秘密侦查手段相似,但又不同于侦查诱饵和线人。侦查诱饵又称为“诱惑侦查”、“警察圈套”、“侦查陷阱”,它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业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根据被诱惑者在被诱     

违法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对于诱惑侦查而言，“机会引诱”因本为合法之侦查取证行为，故其所获证据当为合法，可作为法庭审判定案之根据；但“犯意引诱”作为一种违法侦查行为，一旦成立，则应当排除其所获之全案证据。违法诱惑侦查，系国家制造犯罪，已经逾越侦查犯罪之必要程度、违反宪法对于基本人权之保障、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并无意义，因其在性质上已经属于极端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因此，对于违法诱惑侦查所获之证据，无论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均应一律排除。如果被告在审判中提出其遭受侦查机关违法诱惑侦查的抗辩时，类似于被告提出其遭受警方刑讯逼供的抗辩，应由检察官承担证明该阻却犯罪成立事由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且由于该事实为直接影响被告罪责之实体事实，因此，举证时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法则，并应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的程度。     

追诉豁免在打击贿赂犯罪中的运用

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因为贿赂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很难找到相关证据证明贿赂事实的存在,而且行贿人在侦查机关要求其作证时,由于各种原因而拒不作证,这使得很多的受贿案件无法得到侦破,客观上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和成本。     

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调查规则若干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非法言词证据调查程序的适用对象限定在非法被告人审前供述、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的被害人的书面陈述这三种,是符合中国刑事诉讼实务状况的。仅被告方才有权启动其非法审前供述的调查。公诉人对被告人审前供述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是“确实充分”程度,这里的‘确实充分’应当理解为排除合理怀疑。     

论侦查机关向证人取证的几个问题

一、侦查机关向证人取证与证人的作证义务 《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侦查一章也专门规定有询问证人一节，第98条规定，询问证人，     

国际社会联手打击毒品犯罪——运用特殊侦察手段与建构信息网络

美国美国的这两种侦查手段是作为必要的侦查程序在联邦调查局(FBI)、司法部毒品取缔局(DEA)、美国海关等侦查机关采用的。卧底侦察的目的,除了探明毒品犯罪组织与毒品交易的内幕之外,还要掌握非法收益的流向、特定不法财产来源等。美国警察通常采用的手法是以长期对贩毒者提供渐增的毒品交易量为诱饵,在全面掌握其交易网之后将其一网打尽。卧底侦察由于实施时间大都比较长,因而不仅要有足够的资金保障,而且侦查体制要十分缜密。这项工作对卧底警探的要求也较高。通信侦听虽然已由美国联邦犯罪取缔法明确规定,但是使用仍需经法院批准。通信侦听分为两种:一是监听,二是窃听。新加坡新加坡毒品交易的控制通常由中央缉毒局(CNB)与国外警察机关联合行动。CNB曾于1998年与澳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调查和收集上的难点与对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证据具有分散性、滞流性、言词性、共同证明性等特征,而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则存在如下困难:实物证据相对匮乏、证人不愿作证、犯罪行为隐蔽。针对这类犯罪的证据特性及收集中的难点,有必要加强情报信息工作、采取多维侦查模式,加强协作、提高素质,从而有效打击犯罪。     

无罪证据移送、出示程序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收集无罪证据,但对无罪证据移送、出示程序却没有具体规定。本文认为,凡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无罪证据,侦查机关应当全部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无罪证据应当列入证明目录,并作为主要证据向法院移送复印件或照片。出于公诉人客观性要求,在法庭上有责任向法庭提供无罪证据,辩方在无罪证据举证在处于补充地位,但是在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辩方应当出示无罪证据。最后,笔者还对如何完善无罪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提出自己的意见。     

论监察案件的证据标准——以刑事诉讼证据为参照

监察证据无需转化便可直接获得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但作为职务犯罪定案的根据,必须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虽然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但必须参照刑事诉讼法的侦查取证规则。为保障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对调查活动进行合理规制,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案件,应当达到刑事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法院判决有罪的标准,但不能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高。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重点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重点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     

谈贪污贿赂案件中再生证据的收集和运用

近年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分子手段越来越高明,行动越来越诡秘,作案时留下的原生证据的数量越来越少,而且犯罪嫌疑人还往往大肆利用其手中的权钱进行各种反侦查活动,给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此时若依传统的思维定势,只注重对原生证据的发现和收集,则会使案件的侦查工作步入穷途末路,陷入僵局。再生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不仅可以扩展侦查人员的侦查思路和视野,也可以扩宽发现和收集证据的渠道,增加证据总量,使案件的侦查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因此,加强对再生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已成为反贪工作拓展局面的关键所在。以下,本文将就再生证据的特点、证明作用及贪污贿赂案件中再生证据的收集和运用等问题进行浅析。     

完善对"卧底证人"的保护

卧底证人是指为预防和控制犯罪,改变身份或隐藏身份资料,渗透到犯罪群体内部,搜集能够证明该群体犯罪事实的证据,从而在法庭上作证、指证犯罪的人。因此对他们的保护也应当高于对一般证人的保护。     

浅谈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问题

技术侦查指利用专门科学知识、技术和方法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纳入到基本法律的立法规制中,技术侦查材料被赋予了证据的合法地位.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针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技术侦查证据应当严格排除,以保障辨方的合法权益.     

论欺骗取证存在的原因及其边界简

欺骗取证在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是由侦查的对抗性、证据的稀缺性、危害的轻微性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共同导致的。如果欺骗行为侵害的法益相当于甚至大于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或者欺骗手段的违法性与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手段达到相当的程度，那么相关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排除该类非法证据时应采取举动主义的标准并有条件的认可重复自白。实践中应当绝对禁止承诺性欺骗、诱导性欺骗、威胁性欺骗、程序性欺骗和不道德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