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疑案分析

刑事疑案是司法实践中一种古老而又复杂的法律现象。它严重地困扰着司法人员，进而影响着刑事案件的公正合法处理。刑事疑案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不同角度，可以分为法律之疑案和事实之疑案。前者是刑法意义上的疑案，后者是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疑案。本文仅就如何适用刑法来...     

审判阶段疑案处理方式的本土化省思

我国审判阶段疑案处理方式具有多元样态，补充侦查、法官庭外调查核实、撤回公诉、根据在案证据作出裁判、疑罪从无五种处理方式交织共融，因处理方式之间主次适用关系的规范缺失而引发不同处理方式之间的竞合与冲突。这五种疑案处理方式是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客观性优先于主观判断的唯物主义司法认识论和高度客观化的证据裁判原则的现实映像，实则建立在“增加证据分量以消解事实误认风险”的一元形成逻辑之上。这不仅可能引发司法实践中不计成本的过度化证据生产和证据收集行为，而且容易导致事实认定因对于足够数量证据支撑的严格适配要求而陷入不必要的疑案困境。基于对我国当下审判阶段疑案处理方式的多元样态与一元形成逻辑的省思，疑案处理方式至少应当在重塑事实认定的司法观念认知、扩大主观化事实认定方法的司法适用、理顺疑案处理方式的主次适用关系及各自适用限度三个方面作出优化调整。     

论刑事疑案

一、刑事疑案的涵义刑事疑案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谈到又经常遇到的一类案件,对刑事疑案理解也是见仁见智。但总的看来,对刑事疑案的涵义主要有两种看法:(一)以为刑事疑案应当包括以下三类刑事疑案(1)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这是典型的刑事疑案;(2)事实清楚,但对案件应定此罪还是彼罪界限不清,且缺乏必要的证据加以证实的案件;(3)被告人所犯之罪可能属于牵连犯或吸收犯,但证据能够证实只是较轻的犯罪,而缺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刑事疑案初探

刑事疑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在犯罪事实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界定以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上存在疑难的案件。刑事疑案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十分复杂的法律现象，有立法上、司法上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形成，它在全部案件中虽所占比例不大，但直接影响案件的公正合法处理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公正执法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刑事疑案是否提起公诉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对检察机关是否公正执法的严峻考验。检察机关的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时如何办理刑事疑案，我们认为应特别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认真审查认定涉嫌犯罪…     

DNA鉴定破解古代疑案

翻阅古籍,我们发现历史上遗留下来不少疑案和冤案.由于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古代的司法科技水平很低,许多案件都是法医依靠粗浅的法医学经验来进行罪与非罪的鉴定.而到了现代,法医得依靠不少科技手段来进行司法鉴定.因此,现代法医凭借现代的科技手段,破解了不少古代疑案.在这些手段中,DNA鉴定尤其有效.     

《析疑断狱——刑事疑案选编(上册)》于10月出版

《析疑断狱--刑事疑案选编(上册)》,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案例编写组编写(主编彭树华、副主编陈嘉宾、王永成),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社会上实际发生并经人民法院审判结案的各类疑案89例。编者从尊重客观事实出发,如实地叙述了案情,客观地介绍了各种不同的定罪量刑意见,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依法断案,说理透彻,是本书的特色。对     

浅谈疑案处理规则

疑案,是指刑案中存有某些无法消除的疑义,且有有罪(罪重)、无罪(罪轻)这两种可能的案件。对疑案的处理规则,各国法律的规定是不相同的。我国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作有罪(罪重)认定的,如《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各依所犯,以赎”。欧美各国对疑案的处理,一般是按无罪处理的,如美国纽约州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如果对被告人罪行的充分证明,有合理怀疑时,被告人有权请求释放。”我国的现行法律,对此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精神,对疑案是按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的。     

司法变奏的历史空间——从晚清大理院办公场所的建筑谈起

大理院的设立,是晚清推行预备立宪的初基,实行司法独立的肇端。与司法制度层面的无形变革相适应,作为司法设施的器物——大理院办公场所也在外观上发生着有形的嬗变。大理院办公场所的筹设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与晚清大理院司法独立的实践相始终。而且,这座建筑此后还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大理院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继续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直是近代司法活动的历史空间,也是近代法制变迁的物化见证。回顾大理院办公场所的建筑过程、基本格局、建筑原因及历史命运,可以为透视晚清预备立宪背景下法律观念的变迁和近代司法独立的艰难开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历代疑案解密》

编著／诸葛文 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与深厚底蕴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无数璀璨文明与珍贵财富的同时，也为今人留下了一个个悬而未解的千古之谜。《中国历代疑案解密》一书作者从解密历史疑案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探索、研究，在大量考古资料以及历史文献的佐证下，     

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分立——晚清司法改革的内在理路

面对近世西域分权思想的传入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冲击,晚清统治集团把革新司法权力运行体制与方式,推进以司法与行政相分立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施行预备立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在国权统一的模式下,晚清统治集团推行有限度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然而,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对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司法权限的界定并不清晰,遂引发了后来影响广泛的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围绕司法权限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场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独立理念与行政支配司法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晚清司法改革标志着新的近代型司法制度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与司法文明的历史进步。     

在我国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想

判例在国际私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判例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但随着两大法系的日益融合,法、德、日等国纷纷以判例作为国际私法的补充,我国应该建立国际私法判例制度,对此项建立的理论基础及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提出若干建议.     

中国法律的判例法倾向及其评价

中国在清末的法律转型时选择了大陆法系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上世纪 90年代中国在立法和司法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判例法倾向 ,这种倾向是中国法制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标志。中国的判例法倾向将为中国未来的法制走向提供更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也将为中国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产生影响     

WTO争端解决中的案例法方法

判例法这一用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判例法是普通法法律制度中的一种传统,该传统是经由长期的司法实践形成的,而非来自于立法的强制性要求。严格意义上,判例法的突出特点是遵循先例,案件相同裁决相同。在一般意义上,判例法具有指导作用。在WTO争端解决中,无论是上诉机构的观点,还是上诉机构和专家组的实际做法,都体现出明显的案例法的指导作用的特点。与普通法制度不同的是,WTO的案例都是依据WTO规则的解释形成的,并非独立于WTO协定的法律渊源。     

台湾、香港地区判例制度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大陆引进判例制度的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法典完备后,判例研究的重要性必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正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应对台湾、香港地区判例制度的比较分析,借鉴他们的经验,在我国大陆建立判例制度。     

引入判例法机制作用谈

成文法以填充的方式实现对法律的完善,判例法以生长的方式实现对法律的完善,这两种方式都各有优缺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为弥合法律空隙所采用的将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混合的方式,是完善法制的有效途径。我国古代混合法的存在为在司法制度中引入判例法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我国引入判例法机制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还就判例法机制的指导思想与运行规则提出了基本设想。     

论我国判例制度的建立

我国以制定法为基本法律渊源 ,排除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的法律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因此 ,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建立我国判例制度宜采取法律移植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克服多方面的障碍。     

激烈竞争下的变革:公司法判例法方法的引入

我国《公司法》2005年的修改拉开了公司法现代化的序幕。在大量借鉴和引入西方先进公司法制度的同时,我们应审视我国公司法发展和变革轨迹。目前,西方国家公司法发展和竞争的良好态势使学习和借鉴一些判例法国家的先进公司法律制度成为首选,但是,一味将这些属于舶来品的制度进行盲目借鉴,必将导致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后果,我国的公司法改革也将可能因此而误入歧途。这就有必要在我国现有公司成文法体系的基础上,适时引入产生先进公司法律制度的方法和途径即判例法方法,以有效推进有中国特色公司法的改革,使我国公司法既能满足自身制度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能够沉着应对潜在的区域公司法的制度性竞争,为今后我国公司法的不断改进和迅速发展奠定良好的体系性基础。     

判例法的“溯及力困境”及其制度性克服

＂奥斯丁困境＂的起因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适用社会规范引起的合法性问题。＂奥斯丁困境＂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可以转化为：通过什么样的判例法上的制度性操作能够缓解＂溯及力困境＂并达成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德沃金和哈特关于＂社会规则理论＂的争论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命题在决定判例法规则方面的重要性,而普通法已经发展起来的司法基本原则、标准、推理模式和制度性原则则为＂溯及力困境＂及判决的公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实践上的保障。     

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学思考

办案情况说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导致很难正确理解其的证据属性,影响了处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因此有必要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研究办案情况说明。本文论述了办案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形式存在的必要性,分析了办案情况说明的种类,论证了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属性,指出了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采信规则,以及具体适用时须注意的一些程序性问题。     

中国“例制”构建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有着鲜明的特色,案件审理阶段法院和办案法官往往并没有参与案例指导的意识,而是在案件裁判后由审判庭之外的综合部门通过遴选的方式确定典型案例,经编辑后报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再逐级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发布。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不是按照管辖制度自然地"涌现",而是被人为地"发现",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国外的做法。相比较,"涌现"方式符合司法经济原则和司法规律,而"发现"方式充满人为因素,成本高而效率相对较低。案例指导制度不应被管辖制度"牵着鼻子走",而应当通过变更管辖制度,与司法规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