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金权利论法律思想探微

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这部论文集中阐述了政府必须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个人的权利,不得为了社会福利或社会利益牺牲个人权利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德沃金的法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行政立法中的利益关系

从表面上看,行政立法的内容是“管理法”,但透过背后的利益关系看,行政法是“权利法”。要消除法律条文所带来教条 式的影响,必须改革和完善国务院立法的权限和范围,克服行政立法中的部门主义,加大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并严格 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定。     

论利益偿还请求权

作为一种非票据权利,利益偿还请求权与票据权利存在本质的差别,不过因为该权利与票据有密切联系,因此各国票据立法中有部分国家如德国等仍将其规定在票据法内。我国虽未明确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但是《票据法》的第18条一直被视为该权利存在的依据。基于该权利与票据的密切联系,以及在该权利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争议,本文将对利益偿还请求权的相关问题做出说明,并针对其中的争议做一些阐述和探讨。     

论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与民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拥有共同的思想渊源,在行政协议制度中引入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需要克制。以富勒与帕杜对契约利益的三分法为基础,当前行政协议审判实务所使用的“信赖利益”概念,其真正的内容对应了期待利益、返还利益和信赖利益的不同组合。信赖得到存续保护或积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实际上对应的是期待利益;信赖得到财产保护或消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对应的有时是期待利益,有时是“信赖利益+返还利益”,也有时是返还利益。问题的症结在于信赖与信赖利益之间被粗糙地画上了等号,解决的方案是区分行政协议领域中的信赖与信赖利益,让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与合同法上的信赖利益在概念上保持一致。     

论行政法权利的确认与功能——以德国公权理论为核心的考察

行政法具有不同于私法的特殊构造,行政法总能确切地说明"谁应当依法行政",却经常对"谁有权要求依法行政"语焉不详。换言之,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具有"非对称性"。为准确描述私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国行政法上的权利(公权)学说经历了从"保护规范理论"到"新保护规范理论"的发展演进,而私人行政法权利的范围与内容也随之不断充实强化。目前,行政法权利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行政法权利是行政主体调整、分配私人间冲突利益的思维手段或工具概念;其二,行政法权利是非行政直接相对人(第三者)行政诉讼诉权的基础和依据。     

论行政法上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限制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行政法中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界定也越来越不清晰,这不仅会影响到行政法的正常行使,而且对私人利益也有较大影响。本文首先对行政法中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限制,从而使公共利益限制私人利益得到有效规范,以此来从真正意义上使公共利益能够对保障私人利益而服务。     

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是由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斯图尔特针对行政法的传统模式而在《美国行政法的重构》一书中提出来的，该模式强调公民参与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中的作用。但是，利益代表模式作为一种控制行政自由裁量问题的普遍方案存在诸多缺陷。     

行政法实施中政府的利益选择与行动逻辑研究

在行政法实施中，政府的生存环境与利益选择具有以下特点：中央政府在追求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利益需求下必须依赖下级政府发展经济、并且通过量化指标考核的方式对下级政府的绩效进行评估和奖励；而下级政府为了当地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前途等利益，也只能追求量化指标上的优势，部分牺牲法治的价值。政府在行政法实施中的利益选择与行动逻辑是行政法实效短缺的重要原因。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是指 :行政法通过对行政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合理配置 ,使行政机关和公民的利益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从而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状态。这一理论较之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和管理论有较大合理性。为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 ,必须完善行政程序 ,尤其是在行政立法环节应对二者有充分的考虑。     

城市空间利益的正当分配——从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益案切入

高速城市化和城市土地上多元权益结构的形成,催生了开发过程中城市空间利益分配问题.对此,私法上相邻关系规则和民事诉讼制度已不敷使用.行政法的第三人效力制度和理论,拓展出利害关系人行政诉讼.但是,对我国典型案例和样本判决的解析表明,法院将主观权利保护诉求处理成了客观合法性监督,从而减弱了原告资格扩张的意义,而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权利和行政许可审查内容公开也未能形成利益的实体权衡机制.这种局限性使得作为裁判依据的城市规划和技术标准变得相对关键,其利益权衡机制的确立至关重要.这就形成了城市空间利益正当分配的多阶机制和连续过程,它在行政的合法性证成的传统模式基础上拓展了行政的正当性证成机制.     

行政执法中的协商与和解

在行政执法中引入协商与和解从而实现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既是顺应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主体能否灵活应变日益复杂的现实社会、满足不同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关键。作为一种行政执法方式,协商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程序;作为当事人预防、化解纠纷的一种方式,行政执法中的和解主要体现在和解契约与执行和解两个方面。     

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制度中,存在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糅杂不清、假种子行政处罚代替品种权行政处罚的现象,影响品种权行政执法功能的发挥。从制度发展的总体走向来看,品种权行政裁决的功能在逐步弱化,而行政处罚日益成为执法重心。理清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的关系,强化品种权行政处罚制度,明确行政权介入的公共利益门槛,着重打击假冒、套牌等严重损害种业创新和市场秩序的行为,能使行政执法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IT and Law,and Law Schools

If 'computing and law' as a discipline is to push forward and develop, it will do so bes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aw school rather than as a joint enterprise between law and other disciplines. It is in the law school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aw is at its height. Yet there are problems here-law schools have a strained relationship with technology and their concept of the breadth of 'legal scholarship' can be limited by conventional (or ideologically-biased) views of law and an undergraduate-oriented view of the law school's purpos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lawyers and computer scientists. In this article, I highlight these problems and also argue for a more developed and extended view of legal scholarship which will be able to incorporate study and research of the impact of the computer upon legal society as well as the legal control of the unwanted elements arising from these new technologies. Most writings on IT and the law school concentrate upon its use as an educational tool. My interest here is not so much in this side of things, but in the research culture of the law school. Whilst there is sometimes a view that the linkage of law school and IT is purely related to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legal education, the remit is wider and includ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nk between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omputerized world and also the impact of the computer in the practice of law. This latter aspec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with the Woolf reforms and computerization of the procedural elements of law, but also in substantive law: for exampl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ediated by technology, and administrative law must be reviewed and re-worked in this context.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的总体。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主体含义不同,行政组织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主体等基本范畴也需要梳理和辨析。行政组织法对于配置职能权限、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行政法上的客观法与主观法

针对如何理解行政法上客观法与主观法的关系,存在三种基本立场。主客观法分离立场认为维护公益的行政法与公民个人权利形成对峙。该立场存在无法关联违法性与侵权性、抱持无视宪法的行政法观等疑问。主客观法结合立场主张从客观法中分出一部分请求权对应行政主体法定义务。该立场存在宪法与行政法平台错位、公益与私益纵向割裂等局限。主客观法统一立场将客观法当作主观法的全部集合,权利由客观法分解得来。该立场是理解行政法主客观法关系的妥当见解。在分配行政与利害调整观念下,特定或不特定复数私人主体间基于行政法律规范的各种利益与不利益冲突、对立并交织而成的利害关系网才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本质,行政法上的实体权利应当由此导出。遵循“利害关系→合法权益”而非“合法权益→利害关系”的逻辑顺序才是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正确方法。     

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中正式监督机关的确立

在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的参与之下,行政执法外部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充足,但这些主体皆为非正式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监督活动缺乏统筹安排,难以形成稳定可靠的监督秩序,因而需要确立正式的外部监督机关,发挥一定的牵引作用。检察机关因法律监督对象的广泛性,具备将监督对象拓展至行政机关的可行性,因其在法律实施中开展合法性监督的专业优势,具备将其机关职能拓展至行政执法监督的适当性,所以比监察机关更适于成为正式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这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对现行国家行政监督体系的补强优化。在权力配置上,检察机关需要配以调查权、合法性评议权和程序性处置权,同时要保持监督权行使的限度,避免脱离行政执法合法性监督的焦点,尊重行政执法的独立自主,并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工协作、形成监督合力。     

独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之构建

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受案范围、举证责任、诉前程序等方面,行政公益诉讼都与普通行政诉讼有巨大差异。行政公益诉讼虽被置于《行政诉讼法》之中,但后者无法为前者提供一套有效的适用规则。必须在《行政诉讼法》之外另行构建独立的行政公益诉讼规范体系。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分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行政诉讼具有主观诉讼倾向,以权利救济为目的;而行政公益诉讼则是典型的客观诉讼。为此,有必要建立以客观诉讼为基础的独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特有的内容,对诉前程序进行适度司法化,并建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为行政公益诉讼量身定做法律依据。     

“双服务”理念下现代行政之变革——服务行政的解读和提升

现代行政应是在“双服务”理念支配下的有效行政。所谓“双服务”理念是一种对秩序行政、服务行政和依法行政加以整合的理念。它在目标层面上表现为两种利益观的整合———既服务于公益又服务于私益 ,在工具层面上表现为在依法行政框架下多元化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双服务”理念为解决复杂的行政问题提供了一种整合、兼顾的思路 ,其解决复杂行政问题的强大功能在实践中已初见端倪。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